《美国教育·亚洲研究》登载德克·博德教授著《中国思想在西方》专论，我们结合同一刊物的类似文章，综述如下：

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深受儒家启迪的法国重农学派主张教育与教会分离和发展全民教育。仅此途径，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和训练，而服务于公共事业。重农学派明显是被中国所影响的。再如，文官考试制度（科举）确保出仕政府的人，是基于教育，而非地位。重农学派所倡导的全民教育，开启了19世纪的西方民主的规范化的运动。

（甲）中国思想与启蒙运动

很久以前，各种中国的技术发明是通过阿拉伯人——欧亚大陆的旅行者和贸易者——为中介，传到欧洲的。然而，西方人受惠于纯粹的中国知识（非物质文化），在他们自己远赴中国之前则是微乎其微的。

中欧会通的新时代始于利玛窦到达北京的1601年。耶稣会士们被这个悠久高卓的文明所震惊，于是，他们就把其所见所闻，反馈于欧洲；他们的文字被汇编成集，形成了系列的中国著述。犹如向欧洲人展示了一幅美轮美奂、惟妙惟肖的中国画，它掀起了“中国热”，炽盛于17—18世纪。这不仅是家喻户晓的“中国时尚”，而且还在文学和思想上熏陶了当时欧洲的名流。

在那段欧洲的政治与知识的酝酿期里，“中国效应”是至关重要的。西方人开始依照儒家的民本、仁政和贤能，审视与批评欧洲的现状：A.他们反对君王只顾自己、不管民生的“君权神授”；B.他们对贵族奢侈和农奴挨饿表达了正义；C.他们敦促公共事务向受教育者开放。

如此思想，初露锋芒于17世纪，涤荡社会于18世纪，即举世闻名的欧洲启蒙运动，其结果是爆发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

中国的刺激是强烈的。欧洲人看到了一个独立于和更早于宗教的伟大文明，它不允许教会干预行政权力。中国皇帝看似绝对君主，实际上是受制于主张“民贵君轻”的儒家治道的。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中国，不像欧洲那样的由世袭贵族垄断职权，而管理国家的则是教育和考试中的出类拔萃者。

极有趣的是，莱布尼茨在1697年所写的一封信中，宣称：“我应该在我的门上挂个招牌：中国知识咨询局！”

最倾慕中国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是伏尔泰，他的书房中敬奉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是圣人之最，而中国则是哲人治理——“理想国”。

伏尔泰死后11年爆发了法国革命，接踵而至的是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于是，欧洲人的浓浓的“中国遥情”云消雾散。但在美国，至少有一位19世纪的思想家沉浸于中国，那就是爱默生（1803—1882年），他接受儒家的士的观念。他主张好的政府应该基于道德，个人当有社会责任作为处世之道。今天，我们敬重如此美国思想，但很少知道它是祖述尧舜。

（乙）重农学派与儒家示范

深受儒家启迪的法国重农学派主张，政府应该尊重客观的经济与社会规律，那就是“自然秩序”（自然法、道法自然），这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基本一致。几千年前，中国人就致力于“人之道”（政府行为）应该与“天之道”（魁奈所称“自然秩序”）保持和谐。

重农学派还主张，教育与教会分离，发展全民教育。仅此途径，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和训练，而服务于公共事业。重农学派被儒家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提倡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它确保出仕政府的人，是基于教育，而非地位。

中国皇帝每年的春耕仪式也打动了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1768年，路易十五的儿子在宫廷中举行了这种仪式，以表示政府重视农业。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效仿之。魁奈被其门徒称为“欧洲的孔子”。

重农学派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杜尔哥（1727—1781年），于1774—1776年任法国财政大臣。在1765年，杜尔哥听说有两名由耶稣会士派来法国学习的中国人，即将回国。他一口气列出了52个有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问题，请他们带回中国，酌情解答，然后寄回（可惜没有收到）。

虽然重农学派的儒家式的经济改革没有成功，但它对经济理论的贡献，特别是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深远的。重农学派是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另外，重农学派所倡导的全民教育，开启了19世纪的西方民主的规范化的运动。

虽然欧洲的“中国热”在1789年后火烬灰冷，但它留下了一份行之有效的遗产，那就是现代西方普遍采取的文官制度。各种欧洲的文官制度都源于中国的“帝国考试”，一般来说，它始于西元前165年的西汉王朝。该制度有两个重要优点：A.它确保优异学子服务于政府。B.它对社会全体开放，一视同仁。故而，在近代以前，这项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

（丙）中国体制与欧洲引进

在17—18世纪的欧洲文字里，科举制度是被反复描述的，以致伏尔泰和魁奈等人对此赞叹不已。(www.daowen.com)

在法国，最早的文官制度形成于革命狂潮的1791年，十年后中断，而于1840年重建。虽然它的来龙去脉已渐模糊，但还是有几位法国史家追溯其中国源头。

英国的文官制度的起源比较清晰。18世纪的一些英国学者称道中国的这项制度，他们敦促英格兰采用之。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尝试。随后几十年，许多英国人倡导援引中国模式，而在英格兰全面实行之。最积极的呼吁者是驻华外交官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年），他于1847年发表《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语言等的杂录》一书，其主旨是：“敦促英国各部门实行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以改善不列颠和英帝国的行政功效。”他叙述了中国的体制，称：“一个持久帝国归因于‘选贤任能’的好政府。”如此呼吁使英国政府建立了调查此项制度的委员会。在1853年，它向议会呈递了《永久性的文官制度》的报告，提议：设立中央考试司，招纳有知识的候选人，它应该是普遍开放的常设机构，以促进政府服务基于才德、而非偏爱。该报告还说，中国已经实践这些原则，亘古有效。它导致了第一个英国文官制度委员会于1855年问世。

今天，文官制度的原则已被民主国家普遍接受。文官制度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品之一。

西方人习惯于把我们的文化遗产归功于埃及、希腊、罗马和北欧，而忽略它的真正源头——距离遥远、文化异质和很少共性的亚洲源头。鲜为人知的是，在16世纪以前，西方更多的是受惠于亚洲，详见于德克·博德教授的另一篇专论——《中国赠予西方的礼品》，它所叙述的是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对西方的贡献。

（丁）文官制度与美国民主

文官制度的思想不是起源于美国或欧洲，而是中国。西元前165年，中国开启帝国考试制度，而后历朝加以改进。

在这方面，英国为美国创造了先例，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中国的影响还是无处不在的。例如，1868年罗德岛的托马斯·詹克斯最先向国会建议，在美国创造文官制度，它的报告有一章是介绍中国的。同年，艾默生在波士顿演讲，赞美中国的科举制度，敦促政府采纳詹克斯的建议。

在美国，像在英格兰一样，以往那不正规的体制滋生出许许多多的惯于以权谋私的人。他们对文官考试这一政治革新恨之入骨，群起而攻之。他们抗议道，凡是赞成以考试决定候选官员的人，都不是美国人，而是外国人、是中国人！以致1968年的决议，直到1883年才被国会通过。

也许今天的美国人都会想到，自从美利坚建国之初，文官制度就是其立国之本。但很少人停下来思考：实际上这个有效的政治机能的思想，在美国是相对很新的。在美国历史的第一个一百年里，制度恶劣，贪污行贿，丑闻层出不穷。直到1883年，即在美国总统被一名求职失败者所刺杀后的第三年，公共觉醒，要求实行文官考试制度，任人唯贤，而不是党派忠诚。

今天，文官制度是一个被所有的民主国家所接受的机制。例如，早在1941年，美国就有250万男女通过考试进入政府。基于人的才能来选择政府官员，这是很重要的。

（戊）西方国民教育源于中国

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指出：

教育的社会宗旨的最明晰也是最古老的观念，就是：儒家圣贤和士人统治的中国的理想。此种宏观的教育理念是形成于基督时代以前的，被规划于典章制度不会迟于公元6世纪的唐朝，它基本完好地传承下来，影响今天。即使是在现代中国，儒家隐退，但其教育结构也富含孔子的理念与价值。

类似的教育模式在16—17世纪之交以前西方，乃闻所未闻。当（赴华）耶稣会士第一次读到刊印教本之时，西方通过发达的教育来制导政治与社会，便成为可能了。耶稣会士（在欧洲）建立了最早的近代学校，而使他们自己成为高贵和博学的导师……在18世纪（即“中国热”的启蒙运动时代——引者），教育和学校是主要的社会功能在西方被普遍接受。

……托马斯·杰斐逊为弗吉尼亚所做的教育设计，是自从中国儒家以来的最全面的教育规划，即：普及的和无阶级的、通过它来产生民主精英。但19世纪，移民潮滚滚而来的时候，美国的学校就变成了美国化的有效机制。

与此同时，在欧洲……18世纪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致力于创建学校，把它作为社会政策的中心；其教学内容雷同于耶稣会士的学校和北美殖民地的学校，但目标有所区别：约瑟夫二世是使教育与天主教分离，确保俗世导向、而非教士套路的培养人才，令社会互动，包容平民学子。奥地利学校是成功的故事之一……^[33]

另外，关于约瑟夫二世从中国引进教育，北欧自然科学研究协会网站发文：《自从启蒙时代，中国就启迪我们》，其中写道：

这种由成绩优异的受教育者管理国家的儒家思想，也在欧洲王室获得了立足之地——例如约瑟夫二世(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1741—1790年)，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领土包括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德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约瑟夫二世师从耶稣会士学习哲学，也学到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他还听取了对贵族血统继承国家官职的批评，他认为治国者应该按教育程度来选拔……

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哲学家从中华文明获得启示，来促进国民教育，再由他们来管理国家。就连欧洲君主们也希望在保持其权力的同时，引进“学优则仕”的文官制度。^[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