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人心物化，相争相害，从恶如崩，这也是连续几百年诸侯列国混战的精神根源。凡此，归因于铁器革命在天人及社会的各种关系上的负面效应，即汤因比所言：新技术冲击心灵，从而构成对社会与环境的严峻挑战。秦始皇及其政治则是“应劫而生”，针锋相对；遵法家，用霸术，施猛药，严刑峻法，高压强制。如此“必要之恶”，仅仅是“人心向善、政民和合”之前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战国至秦汉之际，人心妄动，易乱难治；妄动之机枢在下不在上，故而秦朝“非暴不立，其祚也短”。他写道：

战国之争，逮乎秦、项，凡数百年，至汉初而始定……其间非无暂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祸因乱源）支蔓不绝，旋踵复兴。非但上有暴君，国有奸雄；抑亦人心风俗一动而不可猝静，虔矫习成，杀机易发，上欲扑之而不可扑也。夫秦……恶能（岂能）摄天下之心与气、而敛之一朝哉？故陈胜有辍耕之欢……争乘虚而思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机在下也。

纯粹法家的政治是专门针对乱世的（“乱世用重典”），它通常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治道”的一个前奏。传统中国的治道的展开是：

1.人性恶，则实行霸道暴政，间歇于道家之无为。孔子曰：政猛民受残（苛政猛于虎），政宽民则慢（怠慢于法律）；宽猛相济，中庸调节。

2.人性善，则采取仁政德治，以儒家为主，兼用法家。其前提是人性恶变为人性善，它归因于儒家之导民尚德和佛教之降伏人心。从“官民相煎”到“政通人和”。

3.性至善，则契合“无为而治”。儒释道三家会通。孔子曰：“无为而治，其舜也与……”荀子曰：性恶，则法正刑禁，并行“礼化”；性善，则去圣息礼，达到“无为”。

以上三个阶段都是“有教无类、学优则仕”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第二、三阶段逐步完善地方自治和人民的自我管理——“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心身”。

表解　历史中国开拓出的政治文明，现代西方处于低级阶段

再回到秦始皇。他的盖世奇功之一是确立郡县制中央集权。今人受西方与西化思维的影响，把它等同于“专制”。如果放开视野来看它，则是别开生面。详述如下：

第一，此种政治根绝了阶级制度：以社会中的出类拔萃者来管理国家，从而淘汰贵族等级、特权世袭、封建血统和地域狭隘。这是一种公平和有效的政治。秦始皇（及李斯等法家）是后代科举选士与文官制度的先行者。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说，选士任官不利于天子，但对社会则利大于弊，其害处远小于诸侯世袭；秦始皇以他权衡祸福之“私心”，成全了“天下为公”。他写道：

古者诸侯世国……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世袭）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而今）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往古）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而若（周平王）东迁以后，交兵毒民，异政殊俗，横敛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数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则后世生民之祸亦轻矣。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第二，秦始皇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实际上是开现代政治之先河，它是现代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的原创。17—19世纪的欧美各国都在引进或模仿此种统一管理的体制。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说，现代世界的主要制度或体制都是源于古代中国的。美国的《历史教学材料》这样写道：

在别的古代文明中，不存在类似于中国的文官制度（译者按：礼部考试，吏部铨选）……在17—18世纪的欧洲文字里，科举制度是被反复描述的，以致伏尔泰和魁奈等人对此赞叹不已。在法国，最早的文官制度形成于革命狂潮的1791年……18世纪的一些英国学者称道中国的这项制度，他们敦促英格兰采用之。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尝试。……随后几十年，许多英国人倡导援引中国模式，而在英格兰全面实行之……今天，文官制度的原则已被民主国家普遍接受……文官制度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品之一……文官制度并非中国赠予西方的唯一礼品。^[31](www.daowen.com)

比较20世纪初以前的英国：其社会公平低于古代中国，其政治公平低于秦朝。只不过英国及列强向外侵略，而使财源资源滚滚流入，以致其内部变得宽裕、易于治理而已。

西方政治乃至西方的一切都是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我们须了解这样做的前因后果：前因是中国科技与文化打通全球天下，而让西方人及现代人在其中绽放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后果是西方人及现代人如此急功近利，则后患无穷，它是通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的。

为什么说20世纪初的英国的政治公平低于秦朝？答：在其于19世纪后期采用传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之前，虽然英国已引进了中国的郡县制，并且经历了几百年的议会制度，但如此政治都是被世袭贵族所把持的，下层社会没有参政或管理国家的机会。

为什么说20世纪初的英国的社会公平低于古代中国？让我来展开说明黑格尔这句话，即中国古代最为公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考试的途径参政。梁漱溟详述道：

（历史中国）做官的机会，原是开放给人人的。如我们在清季之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读书；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考中，就可做官。这样，统治、被统治……时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

英国文官之得脱于贵族势力而依考试任用，至今未满百年。以此较彼，不可谓非奇迹。无怪乎罗素（视为）……中国文化三大特点之一也（治国者为由考试而起之士人，非世袭之贵族）。今人非有相当本钱，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从前人要读书却极其容易：

不收学费的义塾随处可有。宗族间公产除祭祀外，莫不以奖助子弟读书为第一事，种种办法甚多。同时，教“散馆”的老师对于学生收费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学校那种机械规定。甚至老师可以甘愿帮助学生读书……读到几年之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考课，借以得到“膏火补助”自己深造……

“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人熟知的口语。父亲种地为业而儿子读书成名，或亲兄弟而一个读书，一个种地，都是寻常可见到的事。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与农不隔，士与工商亦岂隔绝？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由于以上这种情形，君临于四民之上的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

官吏多出自士人。他们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朋友相交，仍不外士、农、工、商之四民。从生活上之相依共处，以至其往还接触，自然使他们与那些人在心理观念上、实际利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说：官吏大致都与众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对立……诚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为要忠于其君，他必须爱民如子和直言极谏。因只有这样，才是获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爱民如子，则每事必为老百姓设想；直言极谏，则不必事事阿顺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场，恰就站在整个大局上……

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只见有一个统治者。然一个人实在是统治不来的。小局面已甚难，越大越不可想象。你试想想看：偌大中国，面积、人口直比于全欧洲，一个人怎样去统治呢？他至多不过是统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本来是阶级之“卿、大夫、士”，战国以后阶级性渐失，变成后世之读书人和官吏……他们亦如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旧日中国……阶级不存在……

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

政治上之机会亦是开放的。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功勋虽可荫子，影响绝少，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较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英国情形为好。英国虽则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会力求均等；然据调查，其1905年……内阁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军官、法官、主教、银行铁路总理等，约百分之七十五还是某些世家出身。他们几乎常出自十一间“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两大学。名为“公立学校”，其实为私人收费很重的学校。普通人进不去，而却为某一些家庭祖孙世代读书之地。所以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此全得力于……上下流通。^[32]

严格地讲，现代西方及世界的国家政治是和战国七雄属于同一档次的，其特质是：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排他性与应战型的民族国家。在文明程度上，它较之秦朝以后的中国传统政治则是等而下之。中国传统政治是以王道代替霸道，用德礼之治淡化政刑之治，重义轻利，讲信修睦。

然而，现代世界毕竟是全面地重演战国，故而，中国传统政治的优与劣受到时代检验，那就是：往昔华夏以人心自治为主、政法管理为辅，旨在免于权力重压。如此“治道”勉强治水防夷，尤不胜任大型战争。它是扬弃战国、统摄天下的太平政治，却根本不适合于19—20世纪的列强时代。所以，为了救亡图存，20世纪的中国必须转型。它似乎是进步，实质上是相反的——中国文化的“战略退却”，返回“战国七雄”：从天下观及世界主义退却到国家观及民族主义。不过，这也是“以退为进、先否后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