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中国，洛斯·迪金森教授说：“中国人是民主性的人种（Chinese man is the democratic man.），至少他们在对其自身和对周围人的态度方面，臻于西方人所希望的民主。”^[18]华莱士也说“中国的国民性的民主倾向”。^[19]（the democratic trend in Chinese folk psychology）。

关于古代中国首创民主政治，哲学家熊十力指出：

民主政治……《春秋》与《周官》之法制，可谓广大悉备矣。《春秋》书：新人立晋，便有由人民公意共选行政首长之法。《周官》于国危或立君等大事，亦有遍询民众之文；又于各种职业团体……直接参与国政。至于地方制度之详密，尤可见民治基础坚实。^[20]

《周官》为民主之制，不独朝野百官，皆自民选……拥有王号之虚君，亦必由全国人民公选。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选，三曰询立君。据此类推，则国之大询，当不止三事。^[21]

钱穆阐述：西汉前期，中国政治由“平民社会的朴素的农民政府”进升为“平民社会的士人的文治政府”。^[22]他又说：“……汉唐时代……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第次实现……宋元明清时代……个性之伸展，在不背离融合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学、美学、工艺如春花怒放，光明畅茂。”^[23]

中国传统政治从来都是本着民主精神的——从众尤从贤，从民所欲尤要使民尚善。司马光云：“圣人举事，与众同欲，故能下协人心，上顺天意。”洪范曰：“三人占，从二人言。”盖国有大疑，则决之于众，自上世而然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治平二年》）

西汉儒生尝试选天子归于失败，终于妥协（变乱中枢、争鼎逐鹿）。此须说明：在生存竞争囿于国土（而非如今的向外平衡、全球循环）的历史时期，帝王制度是政治的平衡器，它使祸争最小化而不殃及行政与民间（王国维语）。^[24]

历代治世，儒士皆尽量让帝王隐然弃政，昭示太平，崇尚德礼之治，实际上是人民道德自觉，自我管理（乡里自治。唐君毅称：“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身心，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25]）。《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www.daowen.com)

所以钱穆又说：“……虽有君王高高在上，而庶民在下，乃尽得有宽松安宁之自由。”^[26]亦即，梁漱溟言：“治世，有西洋中古社会以致近代社会所不能比之宽松、自由、安静、幸福。”^[27]

华夏政治的民主统系是文官考试制度（即被牟宗三所忽略的“政统”^[28]）——从战国的贵族无权、游士擅政，经两汉的乡举里选、布衣卿相，到唐宋的开科取士、寒门出仕，一直延续至清末。诗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钱穆在其所著《国史大纲·引论》中写道：

……“考试”与“铨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之铨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治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

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岂，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

沙佛尔教授说：在18—19世纪西欧发展代议制民主和普选权之前，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29]

科举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最重要的发明。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在所有的生产领域都明显优越于欧洲”；但在基于中国技术的工业革命成功地塑造近代欧洲之后，中国则黯然失色。尤其是在政治上，“近代的欧洲思想家们深知中国的优越性，把她看成是‘最佳典范’（model par excellence）……看成是理性的楷模：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发明了公共服务的文官制度，而摈弃了贵族制与神权制，它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招收管理人员的国家官僚制度。在许多世纪以后，欧洲才发现此种很现代性的行政体制（19世纪），因而整个世界都分享它……在欧洲人凭借军事优势而压倒一切之后，他们不仅不再敬佩中国的优越性，而且还破坏了中国本身的传统模式。”^[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