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政策公开与新闻自由，在其“母体文明”——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呢？

按照历史学家钱穆的研究，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疏，皇帝的批示，种种争吵议论，几乎都是公开的。通过邸报，能传遍全国各地，乃至成为民间街谈巷议的品评或谈资。一切都是公开化、透明化的。

许多奏疏，皇帝没有批示就已广为传抄；边塞军事消息没有奏闻就已经散播；公卿往来，权贵交际的情况，每天都有邸报公布于众。而报房的商人为了谋取利益，不顾事情缓急与国家命运，就贩卖传播邸报上的各种消息。

关于明代政务的透明化，《利玛窦札记》里也有记载：“所有这些呈送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它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所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也编辑成书，如果其内容被认为值得流传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www.daowen.com)

钱穆又说，这样的公开化、透明化，等于是把皇帝的一言一行，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舆论的监督。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员很难通过隐藏某些事实，来达到操纵控制舆论的目的。这同样让明代的舆论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这种程度的公开化、透明化，是现代大多数所谓民主国家，都根本不可能具备的。

众所周知，现代一般的政府文件，以及各种政策的讨论争议，凡此决策及其内幕，都只能是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的，需要至少几十年才可能解密，才被普通公众和学者看到。而在明代，政府对任何政策的讨论几乎全无都无机密可言，任何决策过程和争吵过程，都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以至连军国大事的各种信息，竟然可以通过“报房”，公开传播。^[17]

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不仅本来就是民主的，是最早和最纯正的民主政治，而且几乎所有方面，它都是西方民主的唯一源流。甚至可以说，历史中国是臻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的巅峰，而欧美及现代民主则是其退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