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生命的“光明岛”：历史若缺她，人类从铁器打回石器；未来若缺她，地球被原子毁成石子。这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华始终是死亡之海的光明岛（死亡之海即“性恶、原罪”——人欲横流，洪水猛兽）。泰戈尔诗句：“死像大海的无限的歌声，日夜冲击着生命的光明岛的四周。”

人是无限打破生态平衡的物种，因而禀赋像弗洛伊德所称的死亡本能（自我否定、自我破坏）。唯有华夏以“天道易道、中庸中和、阴阳阴静……”化解了“人的自我否定”，而儒释道以外的思想、文化则大多数都是背“道”而驰的。西方文化是体现死亡本能的文化。为了确保其自身的存在，它必须不断地“输毒于外、嫁祸于人”——以“死亡本能”为强劲动因，去摧残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那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使用“死亡驱力”（death drive）的模式，诠释“西方文化是把死亡威胁的经常性的理性化”。^[23]

因此，是华夏使人类社会具有了生命性和可持续性的（也不断激活其反面）。再者，由于上述自我否定、死亡本能，发展是个悖论：不发展则不能缓和人口—生态压力，发展则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对此，中华“殷忧道著、迎刃而解”，才有她自身之可大可久（正道：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全面和谐）与近现代的进步进化（反面：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

也许在历史之初或史前，东半球北纬30°东西地带出现了始生文明。果真如此，文明的技术的扩散，则一定引起了印欧部落的纷纷南下，杀戮且相互吞噬，而使文明与生态皆萎缩。不管怎么说，中华依靠高山大漠而保住了“光明岛”，但又招致更大的草原暴力；她凭借季风繁殖、江南水网与文化和合，加以缓冲消融，而使其自身延绵与博大。另一方面，中华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前提下，在“均调天下、动态平衡”的条件下，坚持发展与创新（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步青史、独上高楼”。

历史上，“中国是技术的原始世界中的创新的光明岛”（China as an island of brilliant innovation in a technologically primitive world）。^[24]本来，为了缓解人口与生态的压力与内忧外患，华夏致力于发展与创新，但这又带来了新的、更大的负面挑战：人口-生态压力暂时缓解，却又加倍反弹；新技术在治世是“善业”（正德、利用、厚生），而到乱世和化外则变得相反——加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对抗。中华文明的世界性的逆反由此开始！

如果历史上的中国是向外扩张、向外平衡，那她似乎不仅能够缓解其内部的压力与忧患，而且在经济与科技等方面也更上一层楼（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等随之而来）。但果真如此，华夏就会致命性地冲击全人类与生物圈，这也就轮不到西方人来实验其“创世→末日”模式了！儒家能这么做吗？《易经》云：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保合大和，各正性命；喻示：华夏不可用其诸多发明去祸害世界，尤要为全人类与生物圈进行“文化保险”。

但实际上，就历史时期的全球扩张而言，由于地缘、风浪和彼岸距离的差异，最发达的中国，远不如贫穷落后、但获得中国技术的西欧那样便利：中国的海洋犹如新添忧患，西欧在技术上“只欠东风”。华夏的发展与创新愈益受制于地理环境的瓶颈，因而正能量赶不上负能量，后者化作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于是，文明的延绵起伏、战争与和平，以及丝路、朝贡和蛮族征服等，就使华夏的成就向西溢泽。文化传播以叠加的成分远播欧洲，蒙古征服是损东益西——西方不仅没有受害于蒙古征服，反而是其“大一统”的受惠者。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说，欧洲不仅免遭侵略，反而被“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激活了，而那些主要的文明（中国等）却是不幸的。^[25]

如前所述，人是“自我否定”，具有“死亡本能”。欧洲在此方面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在自然条件的方面，欧洲是高纬度、阳光弱、地表贫，故而在近代以前，这块大陆，天人、人我皆是极为对抗的；如果不是神权禁锢，日耳曼族群则早已灭绝。中古后期，诸多中国发明传入欧洲，其中的大多数使其社会动荡起来，祸乱数百年；而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几项则拓宽天地，再造西方。

华夏哺育千年，而形成欧美文明。马镫造就骑士，纸与印刷开始谱写文明（但有待于地理大发现，而使其内部负能量变为正能量）；火药演义毁灭性的内战，直到随指南针而变为向外征服的利器。欧洲从蛮族部落走向民族国家的前提是，纸与印刷便利沟通、共通，其条件是全球扩张令其内部宽松、宽和。如此物质基础是中国发明，而在制度层面上，还必须学习和引进华夏的宏观管理与文官考试。后者再加上儒家的“选贤与能、民本人文”，发轫出欧美民主；但它除了必须全球扩张、疏解矛盾之外，关键是打碎神权禁锢，这就是中华文明在欧洲启蒙中所发挥的重大影响。此外，更有西方的近代化与经济学以及思想和制度，都是源于中国。所谓“希腊源头”先前无人问津，事后则服务于“盗憎主人”。

较之往古，今人所处的世界是俗世人本、物质丰盈、程序复杂、宽松疏离等，凡此不论是善与恶，皆应该归功于儒家。只不过它所玩转的天人关系，暂且是迂回西洋、颠倒阴阳而已。人从屈从自然到征服自然的变化，是华夏的劳苦功高、却又功败垂成，其最后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把西方（也包括基督教）从“画地为牢、神权禁锢”中解放出来（释放原罪、性恶，人欲人口人智人为，皆裂变）；一是把人类（首先是西方人）从“国土危脆、自然严威”中纾缓开来（开始耗丧生物圈，不可再生，用完则地球劫坏）。

附录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的“光明岛”

根据美国“视觉时代”的文章《一千年前的中国面貌》和别的西方的相关研究，^[26]我们来对照一下那时的中国与世界：

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是灯火辉煌和光明灿烂。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是车水马龙和欢歌笑语。“日本僧人上顺对1072年一处夜市的描写：店铺面前悬起成百上千的琉璃灯，五彩缤纷，光怪陆离。门廊中挂着珠翠幕帘，妇人们或吹箫弄管，或在古琴声中歌唱。还有变魔术的、玩杂耍的、跳舞的和奏乐的。卖茶的人来往穿行，每杯索钱一文。”^[27](www.daowen.com)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28]

一千年前的世界与中国的差距有多大？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都不超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

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高级城市化、现代化的前兆。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土著印第安文化），非洲很原始……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13世纪的世界，除中国以外的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之城”，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

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拥有懂得几何和星象的人，以及熟知天然磁石的人，通过精确而奇妙的航线图，他们可以找到通往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为之赞美。

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淇淋，于是他们自己也就“发明”冰淇淋……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业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

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更有信用。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之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地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对异域宗教的沉迷，而不再受制于宗教。一千年前的中国自己的儒家、道家和被本土化的佛教光芒万丈。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笑傲江湖。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

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中央王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便是军事也是数一数二。

一千年前的中国不幸地处于野蛮世界的怀抱中……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地说：“这怎么可能？”而今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其祖国曾是持久辉煌。今天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