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文明基于本能（人的动物本能和第二本能）；但是，它不可以从这些“双刃剑、悖论性”中直接产生。这就像生物学家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年）所证，生命或生物不能“自然产生”（他否定了“自生说”）。

前文所讲的怀海德，正是在社会的层面上陷于“自生说”的谬误：他认为，近代文明可以从原始状态和本能文化（本能信念）中突然产生。并且，他好像还能自圆其说：最文明的中国只限于传统时代，而非文明的西方则发生了突变。怀海德不懂得人类社会在这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文明具有“传播-传递”之性，具有“变易-变异”之性。中华文明是历史长河的主流，因而它代表着生命性和持续性；而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则是“夺流改道”，因而它体现着“爆炸性、末世性”。

让我们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的历程，来诠释文明的产生至“全球化”这一过程，分五点阐述如下（只限于东半球的适合定居的地理环境之中）：

第一，静态社会，贴近自然。这是史前的黄金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都是和谐的，宛如世外桃源。然而，好景不长，乐极生悲。只有在某些热带地区，地表丰饶，生物量大；因而，该社会能够一直维持下来，并且以宗教来开拓众生的灵性生活。但在那些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此种静态和谐的社会很快都会由于人满之患与外患，而走向反面——竞争、冲突和消亡。

第二，相对动态，和合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愈益冲突，天灾人祸。其中，在某些生态较好的不南不北的“中间地带”（地表净生产力较大，人的努力能够获得高产），其社群通过契合自然、顺天应人，得以生存与发展；人们能够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生于斯长于斯，而立于天地间。该社会通过与自然和解、和合，获得可持续性的文明与发展，亘古绵延，长生久视，这就是绝无仅有的中华文明！

第三，窒息动态、亵渎自然。在那些生态贫瘠的地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都不可遏止；于是，“人性”依偎“神性”，成为宗教社会。犹太—基督“一神教”是与自然和谐和与自然斗争的双重失败者，在近代以前，它只能是禁锢现世、投降自然，以免天诛地灭。但它以“另外创世、神造万物”来抚慰信众，伺机报复和剥夺自然。此种社会与静态社会一样，恒为原始，永无发展（除非文明把世界地理打通）。所不同的是，南方静态社会是生存无忧，充满和谐性；而犹太-基督社会则是生存困厄，充满爆炸性。

第四，量变质变，战胜自然。就文明本身而言，它属于人的“本能”（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它既是推进生存和发展的正能量，又是导致灾祸与毁灭的负能量。在近代以前，两者“合二为一”，囿于本土，动辄倾覆，基本上是不能发展的；而之后则是“一分为二”：正负能量分离，发展一往无前。不过，唯一的历史例外则是，在适度挑战的地理环境中，人们用“道的智慧”开发本能，因而发展与文明才有可能。到了这“唯一文明”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把整个地球都打通了，当此之时，世界各族都有可能在“向外平衡、向外攫取”的条件下，凭其本能，而尽情发展了——人类社会进入了近现代。

第五，剧烈运动，宰割自然。从以上几点可知，在近代以前，除了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和创新之外，其余人类基本上是零发展，因而始终处于原始社会。到了“唯一文明”把全球打通了，那就不一样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具体还得看哪一个民族先发展，哪一个民族承受文明的忧患，这些主要决定于地理环境——由于西欧是联通与征服世界的地理捷径，所以西方人是捷足先登、得天独厚！这样一来，神权禁锢就转向人文主义了；而基督教虽然退至后台，但它对自然的包藏祸心及其所种植的选民之原罪，则都爆炸开来，成为创造历史的动因——以牺牲异域异端与生态生物来“创造奇迹”！

重申欧美文明不是由西方自身的历史演进而来的。近代以前的欧洲是“前文明、前国家、前历史的‘霍布斯邦’”^[4]——宗教愚昧，现实原始，^[5]不用文字，部落冲突，趋于毁灭。

欧洲知识传统——西方文化＋“希腊源头”——的性质，是“神的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其效果为：以耗丧生物圈、牺牲生命家园，来积聚物质财富。然而，这只是华夏（技术）通过西洋打通“全球天下”（1492年）之后的现象，因为只是在近现代，人类——以西方为先导——破天荒地驰骋于偌大的全球性生态之中，以空间换时间来发挥“科学神效”。但在之前（自然占绝对优势、人受制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各地的国土环境，则根本不兼容如此“欧洲知识传统”（双刃剑），动辄自毁家园，玉石俱碎；而西学的雏形只能存在于“和合智慧”（天道、中庸、阴阳等，或类似文化）之下，它被驾驭、被保护，培育成长起来，而初具规模（中国发明和相关知识）。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欧洲被用于奠基近代科学-工业革命。

表解　从天人关系的变化看，中华文明的“唯一性”及其产生现代文明

西方的知识系统，包括被伪造的希腊部分，代表着人的反克自然、自我否定的天性（生命星球的“癌变元素”），旨在对“客观外物”（首先是人与其他的物种的栖息地）进行逻辑化、格式化和网络化，而加以有效宰割。然而这仅是近现代——人类史与生物史的末期——的现象（人类已控制了全球性生态，故而，自然被征服、被捆绑）。但在往昔，自然占绝对优势、人们囿于地方生态、乡土环境。在此情况下，西方的知识系统是根本行不通的，它意味着直截了当地族群自杀。因此，在1492年之前，所有的“西方传统”是不存在的。

除了中国的“舶来品”（科技发明）之外，“在前工业的近代早期”的欧洲，技术依然是原始的，^[6]欧洲的农业也是“很原始、很绝望”。^[7]

芝加哥大学教授唐纳德·拉赫说：“截至1500年，形成欧洲技术的，几乎全是基于亚洲的发明……西方的技术创新的思想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尽管很少西方人‘饮水思源’。”^[8]

夏尔马教授说：“在现代文明产生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人在科学和数学上的发现，已经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招收政府官员盛行于今日世界，这项制度是中国的重大发明。他们还发明了纸和印刷、蚕丝和陶瓷艺术。应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是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另一项贡献……”^[9](www.daowen.com)

近现代西方——欧美文明——兴起的前因后果是：

天人合一、持续万古的华夏文明的内在张力，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西洋这个海洋捷径，发生了突破；而使西方乘着天时地利，抢占全球性生态，后者作为其物质膨胀的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由此，人类史与生物圈到了最后阶段。

按照佛学，西方没有自己的“真实存在”（仅是“五蕴六识”这个层次）^[10]，它只是由亚欧两边的因缘汇聚，假合暂成。随着丝路辐射、东学西渐，中国科技的传播造成了彼方的海洋地缘，从而使世界资源向它倾注，这才形成了西方文明的。

从大趋势来看，欧美必将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的“陆权替代、优势转移”（麦金德所论）^[11]，而原形毕露于“霍布斯邦”（“原罪、性恶”将会否定文明）。^[12]

五百年前，西方开始由中世纪转入近代，从而诞生了欧美文明及其拓展而成的现代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转型对西方来说，是从零开始，几乎百分之百是被东方文化启动的：A.千年泽被（中学西被）；B.双重传递（华夏→阿拉伯→西方）；C.丝路四波（蒙古征服、马可波罗、郑和远航、耶稣会士）。

“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约翰·霍布森教授写道，“欧洲的‘大发现时代’基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非欧洲的‘发现’（发明）。”……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使西方的兴起成为可能。^[13]

（在霍布森看来）中国在1100—1800年是怎样一个世界科技的中心，这才使近代西方的异军突起成为可能！亦即，西方仅是借取和消化这个“东方母体”的创新，它才有幸进行近代转型的，从而拥有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的。^[14]

近代以前，要说欧洲有其自身的“优势”的话，那只是它的依靠中国技术方能利用的海洋地缘；除此之外，西方真是一穷二白、家徒四壁！欧洲本土要素，诸如日耳曼、基督教和古希腊（冠名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伪作）^[15]，皆是祸因，致命内讧，阻碍进步，^[16]终于被拯救——其关键是中国诸多发明，让西方人能够凭借它们霸占美洲，而成为“文明的暴发户”。^[17]

近现代的西方为何物？它似上古西洋之复兴，实乃传统中国之派生。总结其根据，有两点：

第一，中西汇通才使文明边缘和文明中心发生易位的。其主要是因为：在海洋地缘的方面和在传统科技的条件下，当时欧洲是地球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是连通世界的捷径。到达美洲的海路：西洋是亚太的一半距离，风险尤小。^[18]

第二，作为非宗教的“俗世文明”，近代西方及其科技、思想和制度等，大体上皆是源于中国的。如此“中学西被”包括：A.科学与民主；B.从自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平等思想和全球地理）；C.物质文化^[19]和非物质文化^[20]（西方获得中国科技是在中世纪千年，获得思想和制度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进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的西方文明是中国文化之平天下的节外生枝或变异之果，后者已经畸形壮大，而使文明母亲与自然母亲及其所影响的世界，皆是面目全非，以致全人类与生物圈面临“终劫”！尽管今之天下，已在科技和经济的方面实现了“大同”（车同轨），而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尚有“一步之遥”（汤因比说，除非中国文化及时复兴，人类没有出路）^[21]。

中古后期，中国从“末日死神”^[22]手中救活了西方人，也救活了“死神”本身；结果，两者“合魔”而害人。西方之神即基督教，其魔鬼即“弃神从魔的浮士德”，亦即霍布斯所言的“利维坦”——吞噬异文明与生物圈的怪兽。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西方撷取中国文化及科技，但舍弃她的和谐之道，所以是鬼神伤人。近代西方和中华文明的关系，虽是“母子关系”，更像农夫和蛇！在《圣经》中，蛇要人变聪明，从而引发了人的原罪爆炸，去摧毁天人合一的真文明。《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