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人性与生态的关系说起。人性恶和它所赖以存在的相对贫瘠的生态环境，皆说明冲突过大，因而不能创造文明。文明，在这方面是缘起于能够与自然和解、和合的“人之初、性本善”，其人所赖以存在的是比较丰饶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由这种主体、客观的“通感契合”所升华出来的、驾驭人智与知识（技术）的真正智慧——“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492年以前，如果没有“文以载道”，就不可能产生和保持文明。

人性善的静态，即史前的黄金时代，好比小国寡民，宛如世外桃源，是文明诞生的序幕。但理想状态是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由此，社会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最佳和谐，发生了蜕变，而步入文明的不归路。为什么呢？“小国寡民、世外桃源”不堪于人满为患与外患！于是，天人、人我及内外等诸多紧张与矛盾，使技术、管理和国政等皆应劫而生；再顺应此情，在精神上把人性善从静态转为动态，从而用和合文化（智慧）来驾驭竞争，调节平衡，可持续性。如此对立统一——形而下（器：技术、管理、竞争）与形而上（道：和谐、和合、平衡）之辩证，就有了文明！

进一步说明“文明是不归路”。技术、管理和国政都是双刃剑，极具副作用。另一方面，在它们化解人满之患与外患的时候，却又是贻害无穷——积累着新的、更大的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因为由技术进步所致的人口增加，愈益造成生态压力；技术传播也会便利游牧部落的迁徙和攻伐，践踏定居民族；管理与国政也会转向反面——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压迫人民。文明所固有此种副作用，令它强烈地倚靠和合文化（智慧）。后者乃尽量吸取世界各种文化与宗教，一应俱全，他山攻错；熔为一炉，为我所用。但是，这仍不能使社会静下来（阳亢→阴静），以致发生“天下大乱、人口减半”，然后才“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人类社会中唯一的真正的“有序运动”——《易经》所体现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无排他性的“阴阳周期”，它在承受和化解忧患（人类的负面）的同时，使越来越大的世界步入发展与和谐的轨道。在近代以前，其他一切的社会运动都是互相抵消为零，恒为原始状态。是中华文明的有序运动牵引人类社会穿过历史长河，来到近现代的。西方只因它是联通世界的“地理捷径”，暂且“寄生于”这个有序运动，“夺流改道”，赴死冲刺。

深度思考：中国与西方的辩证关系(www.daowen.com)

第一，“正反合”——社会运动的规律和轨迹：西方只是正→反→合（阴→阳→和）之第二阶段（反/阳）。中国是其全过程，重心在第三阶段（合/和）。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并且还将完成许多个“正反合”（阴阳和），从而化解天下忧患与人类负面；越来越大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直到世界大同。《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曰：谁能把这个混浊世道变得清静，谁能为过于安静的环境赋予生机；常保此道，不断推陈出新？这就是说，中华文明是社会生命的原动机制，西方仅是它的“阳亢”。

第二，因果关系：千年一遇的东西方之因缘聚会，使西方的“动”（反/阳），升级到了文明的层次。黑格尔站在这个高度，鄙视中国为“其静如初”，他看不到整体运动。这说明撷取中国智慧的西方哲学发生了退化。近来不少国外学者已认识到，中华文明是举世仅见的有机和谐的全息运动，不伤害自然与世界，而且还包容、消融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唯有华夏能够安全地、可持续性地开发“第二本能”（科技、经济等），是她带来了世界性的科学与文明。该图就是这样的创造机制，它是世界历史的主轴和现代世界的本体；近代西方是其派生和变异，是华夏的“阳亢”。

第三，现代世界在精神上仍受其基督教所影响：A.以牺牲生命家园为代价来创造“新文明”；B.摈弃了天人合一的、亲近自然的生产方式与人文模式；C.使社会运动发生变轨——从东方传统的可持续性的常道，变为反自然、害生态和非生命的赴死冲刺。但愿中国文化能很快复兴，并且在更大的、全球性的天下中，发挥阴阳调节——怪力乱神都跳不出如来佛手掌！否则，就是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第四，生命之道：我们不能以破坏生命家园为代价，来“造福人类”，不能相信神造万物，也不能指望在地球之外发现“天堂”。生于斯长于斯。人的有为必须在维护生命家园的前提下进行，这就是“道的智慧”所发挥的效用。如果不是这样，人的有为一旦达到自然的极限，则是人的自我毁灭。如此极限在今是整个生物圈，古代是本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