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如果没有文明中心的科技传播，就不会有大型暴力——征服世界的战争源。后者在客观上倚靠其具有战略优势的地理环境——草原地缘或海洋地缘（气候或海浪的屏障，你打不到他，他能打到你）。

由于太阳光照和地球生物圈的地表资源的分配不均——北纬40°以北的地表生物量（净初级生产力）较小。所以，处于东半球较高纬度的人群，在近代（世界联通）以前，总是处于生存困厄的状态；再加上干冷气候的缘故，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在这方面更为严重，因而它们成为世界历史的征服者。凭借生态落差、气候屏障、应战组织、骑射机动和技术传播等因素，上述游牧部落形成了相对于南面农耕文明的绝对的战略优势，由此，因利乘便地世代劫掠。此种以全人类及大自然为猎物的意欲，是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的核心情结。佛经云：“心造地狱。”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就像一块块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

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

到公元前二世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2](www.daowen.com)

中华文明对此的“止患长策”是：“文攻武卫，以夷制夷，迂回用文，逐个同化。”中国历史历经两个“正→反→合”（阴阳和）：

第一，“纯正汉风”于秦汉，“逆反”于五胡乱华，“融合华夷”于隋唐；

第二，“纯正汉风”于宋明，“逆反”于辽金蒙满，“融合华夷”于清朝（根绝胡患）。

其中极精彩的情节是“他山攻错、大器晚成”：A.佛教与清朝相反相成地根绝胡患；B.清帝国与俄罗斯不谋而合地荡除“草原暴力”。其结果正如汤因比所指出：

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是欧亚大草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发性的帝国。满洲帝国（清朝）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画对欧亚大草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注定了……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1757年（平定准格尔）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她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3]

历史中国的技术的传播，不仅会转化成其周边的、游牧部落的人祸——“草原暴力”，而且还转化成西方和日本的人祸——“海洋暴力”。连续千年的中国科技之西传，不仅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也在整个欧洲点燃了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从而造成了欧洲宗教的失控（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以致人神火拼，族群吞噬，而趋于灭顶之灾。幸亏中国的越洋技术（造船术、指南针和航海图，加上火药）让欧洲人占领了美洲，从而嫁祸于人，纾解内部，否极泰来，化腐臭为神奇。但这对于全人类来说，则是机械与科技、武器与战争的无限升级，而通向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