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明与技术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来应对与消弭人口-生态的紧张及异族侵略。但这却是在积累更深更大的天灾人祸及内忧外患，即使文明与技术能够升级应对，那也是恶性循环呀！

例如，技术进步使天然植被减少，而被农田所取代，这就难免造成水土流失，水旱灾害。这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尤其会变乱海陆水循环圈：季风降水的总量未变，但由于地表调节功能的紊乱，水害增加，非季风时节则又干旱；而远离海洋的内陆，由于丧失森林蒸腾，则遭受全年干旱，以致沙漠化。于是，兴修水利，催生了中央集权，它又极具负面性（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一旦失灵，反而乱上加乱——自然的生态系统与社会维生系统的双双崩溃。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更大的人口-生态的压力，这也构成了危机因素。

技术不仅加剧人与自然的冲突，更是加剧人与人的冲突。首先是，技术进步会自然而然地使武器与战争升级；在此情况下，若非持续地向外侵略，则必会祸害内部（犹如战国或军阀混战）——使内部冲突具有了毁灭性。

由地势与生态（地表生物量）皆是外高内低所决定，古代中国是矛盾内倾、向心聚爆；其海洋的一面亦是，忧患的因素压倒民生，而不是向彼岸大陆的殖民扩张。亚太海洋比之西洋，风险更大、距离彼岸更远。唐诗云：

旷哉潮汐池，大矣乾坤力。

浩浩去无际，沄沄深不测。

崩腾翕众流，泱漭环中国。

鳞介错殊品，氛霞饶诡色。(www.daowen.com)

天波混莫分，岛树遥难识。

（宋务光：海上作）

因此，在此情况下，任何武器开发与内外战争，不论结果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殃毒中原。武器与战争越是升级，就也越是祸害自身（这截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海洋地缘——可以嫁祸于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受到报复）。

技术的负面，不仅转化为其内部的天灾人祸——社会失衡（引起周期性动乱），而且还转化成其外部的天灾人祸——草原暴力（反克文明的胡骑部落，例如蒙古征服）。

先前，由于近百万年的光合作用和环境适应，在地球上的人类分布的中间地带——北纬30°左右，应该是黄种人的乐土（从东亚到北非）。他们的“中庸、平衡”的天赋，使之成为中间地带的自然适度挑战、人类始生文明的承担者。然而，纤柔和谐、脆弱平衡的大河文明不堪于印欧叠侵、轮番淫猎，它的每一次技术创新与传播都会成为从外向内的双刃剑。于是，黄金般的中间地带溃烂，黄种人依靠高山大漠而死守东亚这半壁河山。唐诗云“河气通中国，山途限外区。”又云：“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

然而，中华却面对其所招致和滋养的“致命忧患”（世界历史的战争源——草原暴力——向东转移），多亏江南水网、季风繁殖和文化思想加以抵消，再逐渐同化之！

草原暴力先是以印欧族群为主。但因为它在物质、技术和文化上愈益倚靠最大最久的“文明中心”——中华，故而，黄种人游牧部落则异军突起，成为劲旅，浑融于农耕文明的内忧外患之中。由此，志在“致太平、求大同”的中华，不得不吞食和消化野蛮，从而，以其越来越大的历史周期律来推动人类社会的有序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