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科学的产生，许多学者都强调逻辑，而把它捧到了智慧之巅；这不仅是不切实际和愚蠢的，而且是有意或无意服务于西方优越性。如前所述，古人的生存环境根本不兼容任何与自然做斗争的知识。在此情况下，科学、数学和逻辑及科技百科只能是依偎“道”（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而在其监护和驾驭下被开发、被利用。此乃熊十力所言“道器为一、体用不二、性智与量智之和合”。

对于今人所看重的知识与方法，中国古人早早就开发出来了（被“道”所涵融）。德国汉学家顾有信（Joachim Kurtz）相似于欧洲传统的逻辑，中国的逻辑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23]G.保尔教授指出：“三段论不是发现真理的必要目标。……（而且）墨子学派哲学家发展出的逻辑系统，是与西方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的逻辑基本一致的。”^[24]“道”几乎是古今世界的唯一的创生机制。在东学西渐之前，西方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其后则是极尽模仿、杜撰之能事。

现代学者受害于西方的分裂、机械、线性思维，再以此来管窥蠡测这个“唯一的创生机制”，从而认定科学传统在西不在中。颇为讽刺的是，港台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似乎既像熊十力一样，看到历史中国具有“创生机制”；却又像冯友兰和杨振宁一样，以儒家经典“不显逻辑”，便武断地说，“中国开不出科学”。更讽刺、更可悲的是，在同样一本书中，牟先生还有一个自相矛盾，即：他一方面说“中国开不出民主”，一方面说欧美民主源于中国。牟宗三等看不透民主与科学、“道”和创生机制三者，原是不可分的——都是源于中华文明；只是近现代才发生了分裂——西方在其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的条件下，无须东方智慧，反而越发享有民主与科学。他们看不透，民主与科学是中华文明原创的，却又在近现代发生了文化失控”，由此，人类社会发生了退化——退化到了近似于生物本能的状态了！

牟先生很睿智地看到历史中国具有创生机制，而欧亚大陆的另一边（犹太地区）则是没有。这是因为在生态环境较为丰饶的地区，人与自然易于和解、和合，从而升华出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这样就有了创生机制（因而人就可以——顶天立地于自然界，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也就有了文明）。与此相反，在生态环境较为贫瘠的地区，人与自然对立，因而产生犹太—基督“一神教”，这与“创生机制”背道而驰。牟先生写道：

天命、天道（诗、书等古籍）=仁（论语）=诚（中庸）=创造性自己（Creativity iself）＝一个创造原理（Principle of Creativity）=一个生化原理……

假如在天灾深重的地区（犹太是典型），人不得不深化（Deepen）对天的敬畏……而致产生恐怖意识，结果凝铸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帝God，宗教由此而出。

假如在天灾不致过分深重，农作足以养生的地区（中国典型），人类往往能够以农作的四时循环，以及植物的生生不息体悟出天地创生化育的妙理。首先对这妙理欣赏和感恩，冲淡了对天的敬畏观念。然后，主体方面的欣赏和感恩，经年累月地在世世代代的人心中不断向上跃动，不断勇敢化，而致肯定（人的）主体性，产生与天和好（Conciliate）、互解（Mutually Understand）的要求。而且，不以相好相知为满足，更进一步，不再要求向上攀援天道，反而要求天道拉下来，收进自己的内心，使天道内在化为自己的德性，把人的地位，通通参天地而为三的过程，而与天地并列而三位一体。换句话说：把天地的地位由上司、君王拉落而为同工、僚属。

至此，天道的严肃庄重的宗教意味转为亲切明白的哲学味。所以，天命、天道观念发展的归宿，必为与主体意义的“诚”“仁”两个观念同一化（Identification）。^[25]

可惜，牟先生却没有进一步推论出上述创生机制与中国文化，是古今文明及其一切方面的源泉。他反而武断地宣称，中国文化开不出民主与科学，这是他没有摆脱西方的分裂、机械、线性思维的影响所致。

牟先生解释中国所以不出现逻辑、数学、科学之故，如下：

在中国，无论道家，儒家，智之知性形态始终未转出……

一个文化生命里，如果转不出智之知性形态，则逻辑、数学、科学无由出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无由出现，而除德性之学之道统外，各种学问之独立的多头的发展无由可能，而学统亦无由成。此中国之所以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也。是以中国文化生命，在其发展中，只彰着了本源一形态。在其向上一机中，彻底透露了天人贯通之道。在本源上大开大合，一了百了。人生到透至此境，亦实可以一了百了。而即在此一了百了上，此大开大合所成之本源形态停住了，因而亦封闭了。然而人不是神，不能一了百了。人间是需要有发展的。它封住了，它下面未再撑开﹐因而贫乏而不充实。中国的文化生命在其发展中﹐只在向上方面撑开﹐即：只在向上方面大开大合而彰着了本源一形态，而未在向下方面撑开，即未在下方再转出一个大开大合而彰着出属于末的“知性形态”与国家政治法律方面的客观实践形态。中国文化生命迤逦下来，一切毛病与苦难，都从这里得其了解。了解了就好办。^[26]

牟先生这段话是错误百出、每句皆谬。知性、逻辑、数学和科学，以及国家制度等，凡此，对于西方来说，都是近现代的事，而在之前几乎为零（原始状态）。它们总源于中国，是“道的智慧”的产物，却在近代西方与之分裂。脱离“道的智慧”的知性等，在近现代是以空间换时间，伴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而通向全面毁灭；在近代以前是囿于本土环境，则无从发展，强行则自毙，故而西方是神权禁锢。牟先生的这番说教既是基于他自己信以为真的西方伪史的，又是违背了熊十力所论“道器为一、体用不二、性智与量智之和合”——它只是近现代才分裂了，因而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

在熊十力看来，民主与科学在古代中国是自性具足；但绝大多数的现代中国的学者专家却视之不见，这是为什么？就知性来说，荀子曰：“知有所合谓之智。”在历史中国，知性已被和合、被融合于“大圆融智”之中，这也是人类社会原创知性的必由之路（到近现代，知性分裂出来，特立独行，而僭越之）。这些学者专家则骑驴找驴，舍己从人。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中国知识界中的很多人都憧憬西洋的民主与科学的“春天”。如唐诗云：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所以针对牟先生所言“在中国……智之知性形态始终未转出”，我们认为，“知性”也就是“知”（知识）被神圣化，它实际上是属于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在历史中国，它是融合于超越性的智慧之中，这很难辨别。所以牟先生就错误地说，知性在中国是“始终未转出”。

另一方面，科学和知识从文化整体中分裂出来，并且成为显学，这也是近现代现象；它不仅是有条件的，而且在和谐之道上则是严重倒退。在之前是文化、知识和科学三者是和合的，它只存在于中国（只有她才有这样的文化）。其实，古代中国也发生过分裂——分裂成百家，只不过没有像近现代来得这么彻底而已。《庄子·天下篇》言：学者们各执专长，不能汇通，都是一曲之士；剖析大千万物，探索自然律；“内圣外王之道”黯淡无光，分裂成百家，不能和合。其原话是：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按照牟先生的说法，在历史中国，“本源”（创生机制）向上是大开大合、一了百了；向下则止步发展、停滞落后。这是何等荒谬！看来牟先生不知道，往昔中国的物质文明其实是很发达的，而且是世界历史之最，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是现代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极为发达的真正源流。

【注释】

[1]Mingjun Lu：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p.1—2.

[2]Lewis Wolpert：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5—46.

[3]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Our Chinese ally，USAFI，1944，p.14—15.(www.daowen.com)

[4]Brian Murdoch：The Apocryphal Adam and Eve in Medieval Europ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8.

[5]Isaac Vossius(1618—1689)between Science and Scholarship，leiden：Brill，2012，p.50.

[6]Brian A.Brown，Marian H.Feldman：Critical Approaches to Ancient Near Eastern Art，Walter de Gruyter Inc.，2014，p.31.

[7]Andrew Lang：Books and Bookmen，Longmans，Greens，and Company，1892，p.85—86.

[8]Indus Valley code is cracked-maybe By Raja Murthy.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D30Df01.html

[9]Ian S.Markham：A World Religions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p.123—125.

[10]Zaheer Baber，Joseph M.Bryan：Society，History，and the Global Human Condition，Lexington，Book，2010，p.185.

[11]M.Matossian：Shaping World History，NY：M.E.Sharpe，1997，p.64.

[12]《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第22页。

[13]Rodney Carlisle，Scientific American，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All the Milestones in Ingenuity-From the Discovery of Fire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Microwave Oven，Hoboken：John Wiley &Sons，2005，p.148.

[14]Robert K.Logan：The Poetry of Physics and the Physics of Poetry，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10，p.37.

[15]Melville Y.Stewart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Dialogue，Two Volume Set，Hobok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p.57.

[16]Michael Chapman：Constructive Evolution：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iaget's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27.

[17]John D.Current，M.D.：Physics Related to Anesthesia，Mainz：PediaPress，p.106.

[18]任继愈：《墨子与墨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140—141页。

[19]［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0、20页。

[20]Michael Williams：Deforesting the Earth：From Prehistory to Global Crisis，An Abridgmen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61，122.

[21]Charles C.Mann：1493：How Europe's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s Revolutionized Trade，Ecology and Life on Earth，p.23，35.

[22]《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16页。

[23]Joachim Kurtz：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Leiden：Brill，2011，Logic，p.2.

[24]Jack Goody：The East in the We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6—27.

[25]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37—38页。

[26]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158—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