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环境是最优越的，这里几乎是唯一的自然“适度挑战”地区，适合于产生、发展和保持文明。相比之下，在中国之南，在绝大部分的适居地区，由于地表丰饶，人们贴近自然，生存无忧，因而缺乏发展的动因。在东半球的其他地区，由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太紧张，要么宗教窒息“人的有为”，要么全然是冲突与战争，所以谈不上发展与文明。

然而，在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到其自然条件所允许的最高水平之后，她所影响的世界——特别是西欧——则发生了丕变：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大体上仍是囿于和基于其本土生态，而且已是严重饱和、高度紧张了；而西方则物换星移、今非昔比了！西方无论从前是多么原始、多么落后，而现在它是处于“最佳的地理位置”，即它处于可以淫猎生物圈和全世界的通道上。从前因其社会内向冲突太大，西方人不能有为、不能发展，但现在，全球资源滚滚而来，故而其内部变得宽裕，在此情况下，他们则是大有作为和长足发展了。这就是古今之变，1492年是划时代的！

发展是一个悖论（极具副作用或负面性），因而它需要“平衡”：历史上是用文化调节来平衡，仅能小发展；近现代是以耗丧生态来平衡，可以大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来苛求历史。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华一家才谈得上发展，其余世界则基本上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再者，传统中国是在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把物质—科技文明推上了世界历史之巅，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文创举，是无与伦比的人间奇迹呀！

然而，在宋明之际，中国的物质—科技进步达到了“危巅”，再发展下去，要么破坏国土环境，要么冲击全球生态；但中国自身则遇到地理瓶颈——中国的海洋并非像西洋那样，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成为联通捷径。虽然那时中国是科技领先，也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并且是中国人率先到达美洲，并且也有数量可观的华人移民至南洋。但这些较之其广土众民之巨大矛盾张力或紧张内压，乃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我们已经讲过（主要是伊恩·莫里斯教授的论证），在海洋地缘的方面，在那个技术时段，西欧是捷径、是得天独厚的，中国是阻碍、是战略被动的（此种状况保持了大约五百年）。现在让我们再援引国外的相关研究，来看看中国在宋明之际的快速发展之后，却遭遇地理瓶颈和生态饱和，因而陷于进退维谷、危机四伏这一情况。

首先是彭慕兰，一方面强调宋明之际快速发展的正面意义，即：“1500—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高增长率……（体现了）供养人口、创造技能等等的‘东亚奇迹’；作为一种经济成就，它完全可以媲美于工业化的‘欧洲奇迹’。”一方面，他辨明西方赶超和中国落伍的原因是，在西欧享有巨大的海外生态的同时，中国则陷于生态困境。即：“新大陆……成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西欧相对富裕的资本和劳力的出路，造成了大西洋世界的突破。而同时，在东亚，很可能更为完善的市场，在时间上早得多的扩展，却导致了生态僵局。”^[19]

其次，迈克尔·威廉斯教授指出了另一面——他说，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是很成功的文明，却也付出了其不堪承受的生态代价；中国曾是工业革命的先驱，但已达到其国土生态的极限。其原文是：大约公元前600年以降，中国一直为世界上最复杂、创新和技术精湛的文明之一。虽然我们很少知道中国的森林为之减耗，但那一定是极大的。

特别是北宋（910—1126）的热情革新，使华北的山东地区的铁钢工业持续繁荣，堪称一次工业革命。铁产量在北宋末期（1078）是125000—150000吨，而整个西方加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于18世纪初方达到145000—180000吨，再到1796年，英格兰加上威尔士才超过中国。

（在中国）大量的铁被用于生产农具与武器……和用于令人惊叹的造船业。山东半岛在845年被描写成森林密布，怀抱着孤独的城镇，但在数百年后就几乎是童山濯濯了（古诗云：“滦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引者）。……不得不从遥远的南方运来：烧柴和木炭来自四川、湖南和福建，这两项再加上粮食，从新开垦的长江三角洲灌溉稻区转运。在1266—1289年之间重修的大运河是改善水运的高潮，旨在确保从南方运输燃料和粮食。另外，（中国先民）用煤炭代替木炭，这虽是技术发展的早熟，却也导致了森林耗丧与燃料短缺；而制盐、砖、瓦、酒以及瓷器和明矾等，也使这一形势恶化。^[20]

最后，经济史家查理斯·曼综述，宋明之际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的生态环境严重冲突的情况。他说：

（在近代以前）中国是地球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其人均收入、军事力量、平均寿命、农业生产、烹饪、艺术和技术的复杂性，皆不亚于或超过其余世界……

（然而，物种的引进，扩大国土的人口容量；短期缓解人口压力，长期则带来更严重、更广泛的天人冲突。——引者）。美洲的农作物——特别是红薯和玉米——的不期而来……这被农业史专家称为“帝制中国历史中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中国农业向来是基于谷物和稻米，集中于河川平原，尤其是在长江和黄河流域。而红薯和玉米则能够生长在干燥的高地（也是大陆生态圈中的脆弱环节。——引者），那儿以前杳无人烟，现在开荒人满。由此，非森林化造成水土流失和天灾人祸，再加上连锁反应所致其他问题，愈益损害社会的稳定性。这也有利于欧洲的异军突起。……（明朝末年）东亚正处于“小冰期”……五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连续发生在这五年——1637—1641年（明末农民战争的前夕。——引者）……

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等地火山爆发，死人几百万，这也使东亚大陆的天气变得更加恶劣。天灾人祸令中国的超过三分之二的耕地荒芜。到处都听说人相食。正在抵御满洲部落的明朝却被内战所瘫痪。^[21]

虽然中华文明在在总体上是天人合一，尽量防止变乱自然秩序，所以它极具生命力，而持续终古；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则难免由于人口增加，而以农代林，以致天灾。唐代王维诗云：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www.daowen.com)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森林对于大陆生态环境乃至关重要：季风雨时蓄水止洪，然后补充补充地表水体（江河）和太空水汽（雨云）；后者可长驱玉关，永葆楼兰。

下面是唐代柳宗元的诗《行路难》中的节录，虽然作者有感于“百年树人”而写，但字里行间，吾人也能观其生态负面，即：强烈的人类活动（因人口增加而毁林开荒），破坏了天然植被和万物机脉。（特别是内陆山体的生态平衡极为脆弱：在毁林之后，缺少蒸腾而致旱灾和水土流失，以致洪涝灾情乃交替发生）。原诗如下：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

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

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

遗馀毫末不见保，躏跞碉壑何当？

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崞豁空岩峦。

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

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

表解　文明的环境代价，它构成内忧外患的原因之一

在历史上的中国，伴随着快速发展而愈益积累起来的矛盾张力，就越来越表现为负能量压倒正能量。负能量化作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包括蒙古征服）。于是，通过“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物质—科技文明的元素被传递到了西方；在那里发生了全球性与爆炸性的突破，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以耗丧整个生物圈为代价，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的最大化”这个路径，来狂热地、大规模地发展物质-科技文明。西方的“天时地利、捷足先登”只是数百年光景而已。进入21世纪，西方基于其上的地理优势开始发生转移：欧美—北美→亚太—东亚：发展的重心/中心只是迂回西洋，绕地球一周，又回到了原点！这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百年前所断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中国影响欧洲并让后者承接了世界“中心地位”，然后再传递到了北美；在不久的将来，世界文明中心的“接力传递”将绕地球一周，而返回其东亚老家。^[22]

所以，我们怎能因为暂时的西方领先、中国落伍，就把那些属于中国原创、并且赠予世界的文明元素（知性、发展、科技和制度等），都说成是西方禀赋呢！岂能颠倒黑白地把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的正面归功于西方，而把其负面主要归罪于中国呢（例如用“吃人”两字来概况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