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讨论“人定胜天”。

虽然与自然做斗争的知识系统——西学（科学、数学和逻辑，以及科技百科），在1492年以来是大显身手、大获全胜。但在之前，它并非自然的对手，动辄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往昔，人们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因而上述与自然做斗争的知识系统，根本是不被兼容的。佛经曰：“……国土危脆……生灭变异……心是恶源，形为罪薮。”在1492年之前，人们是依靠与自然高度契合的智慧，来获得和应用知识，从而有所作为的。因此，近现代的知识系统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

任何弱者战胜强者的方法，都是通过迂回伺机、避实就虚、因势借力、正合奇胜而达到的。它用于天人关系上：

其一是从正面和合，做到人与自然和解、和合，因顺天地的好生之德，变易利用，开物成务，使人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其二是伺机奇胜，在人从天地间站立起来的同时，改变人与自然的主从关系，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其三是，在此过程中，始终遵循天道，维护其生生不已的机制，确保万物众生之有机共存与整体永续。

因而，只有禀赋和谐文化、和合智慧的中华文明才能做到人定胜天。所以，凡是不具有和谐文化、和合智慧的文化与宗教，都不可能创造科学与文明。

何来希腊文明？希腊地区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欧洲列强输入文明！何来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欧洲（中古千年）在获得造纸术与印刷术之前，一直处于原始状态！所以，真正的文明只能是中华文明及其所派生、所变异的地球村文明。像西方及现代的文明与文化，是不可能存在于1492年之前——人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的任何时间、空间之中的。

进而言之，像西方及现代的知识系统（科学、逻辑、数学和科技百科），只是智能生物的本能（人的反克自然的第二本能）；有多大的生态供其消耗，它（智能/人智/科学）就会膨胀多大，发挥多高的效应和创造出多少人间奇迹，直到地废天惩、玉石俱焚为止。但无论如何，西方及现代的知识系统不能单独存在于1492年以前的时空之中；它的原形只能是在华夏的“天道、中庸、阴阳……智慧”之下，被开发、被保护，而服务于厚生的。所以说，“西方传统”与“希腊智慧”都是伪造的。

再说，人“制伏”自然——“人定胜天”的成功，并非是用科技与它作正面对抗的结果，那样的话，早就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而是运用了“孙子战略”的避实就虚的妙招，也就是“正合奇胜”。

Ⅰ.“正合”即避免与自然作正面交锋，而是与之和解——“天人合一”。

Ⅱ.“奇胜”即“迂回乘虚”，有四层意思。

第一，因势而动，首先是在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的地区（中国），人们顺应天地的好生大德与阴阳泰交，发展经济和科技。

第二，再把人为成果扩散出去，科技之世界传播如暗度陈仓，而使天堑地险的生态拱卫变得形同虚设。

第三，人为成果传至地球生物圈防护系统的薄弱环节（西洋），也就是，科技传播与东西接力如瞒天过海，却正好传到了居于生物圈软肋的叛逆者的手中，而被他们用于跨越海洋。于是，人们向生物圈的腹地顺利进军，自然乃无险可守，而一败涂地。

第四，人们在广阔天地中进行科学实验，来研发征服利器，这暂时不会损坏其自身家园；亦即：人类首次以“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其大竞争大发展，那还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资本主义就是一头嚼噬生物圈的怪兽，能吃掉多少生态，它就能膨胀多大；科学—工业革命由此而起，征服一切；与此同时，人类大抵从往常的善的阵容突然换成了恶的阵容，来对付自然，并以压倒优势发动正面进攻，故而大获全胜。(www.daowen.com)

诸位须知，反自然的西方思维在今天无疑是能够有效地宰割生物圈的，但在历史上，它则是无立锥之地。这前后的变化的原因是：东方文化与科技已把自然王国变成自由王国。近代西方的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这个命题，好像是他们有这个能耐，完成了两者的交替的。另一方面，今天的人通常都会误以为自由是西方文化的特质之一，但它实际上是中国赐予。卢明君教授指出，在近代早期，中国是自由世界主义的楷模（Liberal Cosmopolitan Model）。^[1]

刘易斯·沃伯特在其所著《非自然的自然科学》一书中提出：在历史上，科学技术是分裂的，即：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A.反自然的自然科学，产生于古代希腊，被用于作割裂自然的假设和推演；B.生产性的实用技术，产生于传统中国，它顺遂“自然脾性”而“巧夺天工”。希腊思想仅限于那不能实用的精神领域，直到中西汇通和科学重心转入欧美，它才被迎驾于科学殿堂之上席。沃伯特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贬低东方科技的价值，并且吹嘘那被杜撰的“希腊科学”。但是，沃伯特也承认，这个希腊—西方科学大展宏图的现代局面，是被传统中国所打开的。他写道：有必要区分科学和技术，而这两者特别容易混淆……技术比科学更古老，其大部分成就始于早期农业……它并不依赖科学，技术的思想方式与科学迥异。“反自然的自然科学”起源于希腊，这对区分科学与技术是特别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解释，世界是基于假设和逻辑推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人认为工程专家就是科学家，其哲学大抵是神秘的（道）。理性和主宰自然的观念是西方所要发展的科学（引者按：反自然的自然科学？即便是空头理论，在历史上也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在希腊之后那么长久，科学进步才发生于西方？毕竟，培根所言极大推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三大发明……是中国的成果，而不是欧洲的。中国人是杰出的工程师，虽然他们有极为精妙的天象观察，但他们甚少贡献于科学(理论)。他们能够修建大型桥梁，早在欧洲之前许多年就生产铸铁，但他们从未发展出一个机械论的世界观。……中国人基本上是实践的，他们却有神秘的世界观，它不包含自然法的概念，但它是引导社会道德，以确保人类的和谐与幸福。^[2]

从上面的引言看，其作者沃伯特代表主流西方，其思维特点是线性和机械的。他宣称古代也存在着与现代西方同构的“科学”（尽管没有技术内涵），这是错上加错。至于古代中国，沃伯特不懂得，正因为有了神秘的“和谐之道”，古代中国才会拥有实用机械；否则的话，一切免谈。我并且强调，反自然的自然科学在历史上毫无用处，反而会直接祸害人类社群自身（因为古代的相对分散和封闭的地区生态和众生家园，根本不能承受此种双刃剑），所以，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类从自然那里获得自由、并且对其战而胜之，是通过正合奇胜、迂回西洋而得以实现的。

科学在今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有效工具（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万物的天敌和生物圈的克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往昔，情形则完全两样。近代西方把已成规模的中国科技拿来裂变，而形成它自己的科学，并用它制伏整个地球。在此之前，是另一番光景。所以我们应该运用贴切的历史观来考虑问题。

再按照上文沃伯特的研究，历史时期，技术（实用—生产）与科学（理论—逻辑）是分离的：前者（实用技术）主要是在中国，谨慎施用而千年积累；后者（空头理论）主要在希腊，异常稚弱而千年绝响。后一种情况实际上是事后杜撰的——如此没有技术内容的科学，在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何况古代希腊原本就是原始社会！

往昔的实践技术（有其独特的圆融智慧），是在天人和解的前提下、在和谐文化、和合智慧的制导与监护的情况下，成为变易厚生的成果和工具。

反自然的自然科学只是在近现代才出现，并且成为显学的。当此之际，传统东方的发明机制与技术体系则脱离大圆融智，委身于希腊—西方式的“科学”。这个前后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有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技术发明是流动或传播的，总是从天人及社会关系“动态平衡”的原创地，流向紧张对抗的区域（地球生物圈的高纬度，而较少流向热带地区）。

第二，技术发明传入草原部落会引发对外的“暴力的宣泄”（形成草原暴力），传入适合定居的滨海蛮族会带来对外的“暴力的再生产”（形成海洋暴力）。

第三，海洋性较强的欧洲，是地球生态防护系统的薄弱环节，也是人们仅以传统科技就能走向“全球性生态”的唯一捷径。

第四，作为犹太一神教的分支，基督教茂盛于生态贫瘠与社会紧张的欧洲水土，它是反自然的，它摒弃了万物有灵（自然的保护神）。该宗教在中国科技奠基近代科学之后，引导人们对自然发动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