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西方是怎样变成海洋文明的之前，先看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怎么说：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天生优越，它仅仅表明“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获得了天时地利而已。而在历史的其他时期，情况则完全不同……北欧人……处于边缘地区……与世隔绝而不发达。于是，我们便能感觉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写给他在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的含义：“你最好不要从英国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11世纪时……有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性情冷淡且永远也不成熟；他们虽然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但在智力和才能上完全缺乏敏锐力和洞察力。”^[69]

正是中国改变了欧洲，以致造成了文明边缘与文明中心的易位！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进一步指出：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儒家学术。于是中国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欧洲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70]

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说：“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71]今人多轻视古中国之科技，试问：万里长城、三百里阿房楼台，九河导海、九省运河，皆属世界工程之最，至今无有其匹、无以媲美，这又怎么说？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阐述：华夏文明首先也是一种技术文明……很早就发明了精湛的织造技术，丝织始于公元前1000多年，棉织始于13世纪末。而在炮火工艺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技能……中国陶瓷史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之一……还有冶金工艺，公元前1000多年商代的青铜是过去出产的最美的铜器。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铸铁便成为中国的大工业。两个世纪以后，中国的铸铁匠已经能够经常出产钢材……中国的工匠和工程人员应召到伊朗甚至应召到俄国……中国……带来世界范围的贸易潮流：丝织品（自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陶瓷、棉布、茶叶……铜镜、漆器、五金、家具、书籍、绘画。正因为东亚存在着非常活跃的贸易潮流，欧洲才于16世纪初以后千方百计地要打进去：（倘若）一个纯农村经济的中国，对欧洲各国毫无吸引力可言。^[72]

综观11—13世纪的中国，便感到经济与学识的惊人发展。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惊讶并不是无故而发。东亚与基督教的西方之间的差距异常明显，只需就每个领域（贸易额、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将华夏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略加比较便可确信欧洲大大“落伍”了，毫无疑问，11—13世纪的两大文明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73]

这个原先的世界文明的边缘支流，就在快要干涸的时候，幸运地被华夏的“万古江河”所灌注，得以充实，进而畸形膨胀而席卷尘世，才变为今之海洋文明的！并且是恶浪滔天、大有洪波陆沉之势！——力引巨海吞百川，神造大观傲九天。

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断言，1492年对于西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若非借助于中国技术而“发现新大陆”，就不可能出现“欧洲奇迹”。^[74]

黑格尔也说，欧洲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幸亏有了“四大发明”给他们带来了“新世界”：对于古老的欧罗巴这个历史的“杂物库”感到厌倦的一切人们，亚美利亚正是他们憧憬的国土。^[75]

自从印刷术有了新发现……和火药相同，都是……供给当时的需要，使人类互相发生一种理想的联系……航海术又因为指南针的新发现，得以大大有所作为，不再像从前那样仅沿着海岸行舟；所有各种技术的工具，当人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就一一地出现了……好像在长时期暴风雨之后，第一次又预示一个美丽的日子的来临……它经过了中古时代的森阴可怕、漫漫悠长的黑夜，终于破晓了！一个因富于科学、艺术和发明欲而著名的日子……由教会解放出来的人类精神，显示出永恒的、真正的内容。^[76]

从天下到全球化，中国古圣贤所设计、所实践的蓝图付诸东流了吗？

大明帝国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77]把中国古人的天下观推向了极致——中天下而立，王者无外；遐迩一体，率宾归王；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王维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不仅如此，儒家还要把它的“和谐模式”推而广之，争取实现其终极使命——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只不过中国采取一种迂回的策略，而时间则是在极具生命力的中华民族一边的。所以罗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耐心的民族（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most patient in the world）。^[78]中华民族花了两千年同化和根除草原暴力，再用数百年来化解和消融海洋暴力。

让我来谈谈《坤舆万国全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奥义：这幅地图标志着中国人已把全球天下打开了。

李兆良指出：

通过郑和领导的大航海活动，明代中国人不只是环球航行和测绘全球；还有部分人定居美洲，开拓美洲。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理！地理学之父不是托勒密，现代地图学的开创者是中国人；不是墨卡托绘制出经纬度、球形投影的；最早的中国全图不是卫匡国拿来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杰作！^[79]

这幅地图所含弘的全球观念，和与之相关的航海图、指南针、造船术及其西传，开始启动西方的海洋地缘：这不仅让哥伦布能够从欧洲这个生物圈的自卫系统的薄弱环节和世界地理的海洋捷径，来发现新大陆。而且还能使西方（先是欧洲，再是美国）对于其余世界，具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于是，西方一如往古欧亚大陆的草原暴力对农耕文明那样淫猎洲洋（极少受到报复，日本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如此）。然而进入21世纪，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正在发生丕变：欧美—北美→亚太—东亚！

西方只是千年一遇的天时地利的产物。对于西方和日本来说，丧失了地缘政治，就会丧失一切。

中国的地理大发现和西方的步其后尘、反客为主，再加上在此前后，中国的海陆丝路，及其所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凡此，开启了“天下一体、全球联通”的新纪元。这在人类史及生命史上是破天荒的——这颗星球上所能限制智能生物的天造地设、瀚溟叠嶂，全都失灵了。从那以后，人类在物质进取方面的善与恶，乃不可阻挡地趋于最大化，登峰造极、无远弗届。福兮祸伏？

关于天下连为一体的难以控制的后果，老子有“小国寡民”之启示吾辈：“地球村”将同室操戈，一毁俱毁？基督教有巴别塔之箴警吾辈：人将无事不能，无恶能止！《圣经·创世纪》中的《巴别塔》的原文是：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当然，基督教也根本不能做到天下连为一体，十字军无功而返。是儒家的“平天下”的大功告成：以“器”联通，其“道”却失控（但愿是暂时的）。如果中国文化对这个“天下”——实质上是它所打通的“全球天下”——失控太久；那么，不仅无法实现“终极使命”（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而且必将是“末日审判”（地球劫坏、万物终结）。

牛顿、康德和亚当·斯密三人的智慧，并非是他们的古典力学、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它们在技术或理论基础上都源于中国，是东方智慧的“碎片”（道器、体用、本末等皆已分裂）。而且，他们都是应运而生于中国所打开的“全球天下”的。当条件改变时，这三个“古典”就会走向反面。如果要说他们有智慧，那分别就是：

Ⅰ.牛顿似乎意识到，我们成功地把这颗星球家园用来做科学实验，但它很快就会被报废的，时间可能是2060年。^[80]

Ⅱ.康德似乎意识到，人类按照其与自然分离、与之对抗的那种“理性”，来造就“文明极致”，其结局将会是“万物的终结”。^[81]

Ⅲ.亚当·斯密似乎意识到，西方在这个天赐的“全球天下”之中进行市场扩张，在二三百年后就会达到极限，那将是“智尽能索、乐极生悲”（世界大战等）。^[82]

生命星球受到浩劫。我们应当追究其文化罪责。中国与西方在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西方，因其被基督教“创世-天堂”所引诱、从而疯狂开发双刃剑，耗丧生物圈，它应该是“主犯”；华夏，因其对自然“顺势变易、正合奇胜”，并且把西方人从被地理与神权的双重禁锢中解放出来，应该是“首犯”。——“有缺陷的则是原动者，是它使这些智慧不曾达到完美之境！”（《神曲》）

表解　近现代，知识（学术）与“道”分裂之后，进入“亢奋期”和“危险期”

【注释】

[1]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0页。

[2]［加］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3]［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言。

[4]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 I，p.xxix.

[5]胡兰成：《山河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第80页。

[6]Craig Lockard：Societies，Networks，and Transitions，Volume 1：To 1500，Cengage Learning，2010，p.373.

[7]《中国印象》下册，第350—362页。

[8]康拉特·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搜狐读书。

[9]徐松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香港浸信会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10]Jacques Gernet：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p.1 and p.525—526.参考中文版：黄建华、黄迅余译：《中国社会史》。

[11]A.N.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p.1-6.

[12]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ume 27，Number 2，2007，pp.482-483.

[13]John Merson：The Genius That Was China：East and W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Overlook Press，1990.

[14]Christian Gerlach：Wu-Wei in Europe：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2005，p.5 and p，28.

[15]Gottlieb Guntern：The Spirit of Creativity：Basic Mechanisms of Creative Achievements，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10，p.413.

[16]Derk Bodde：China's Gifts to the West.

[17]Derk Bodde：Chiese Ideas in the West.

[18]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306和332页。

[19]Rajani Kannepalli Kanth：The Challenge of Eurocentrism：Global Perspectives，Policy，and Prospect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21.

[20]James Buchanan Given：Society and Homicide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33.

[21]唐娜S.维灵顿说：“罗伯特·斯克里布纳确信，在宗教改革时代（16—17世纪），近似90%的欧洲人都不会用文字。”Donna Spivey Ellington：From Sacred Body to Angelic Soul：Understanding Mar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Washington：CUA Press，2001，p.9，note.

[22]H.S.Chamberlain：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umeⅡ，New York：H.Fertig，1968，p.3 and p.337.

[23]Niir Board：The Complete Book on Printing Technology，Dublin：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2009，p.349.

[24]Niir Board：The Complete Book on Printing Technology，p.348.

[25]［法］谢和耐、戴密微著，耿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445页。

[26]谢和耐、戴密微：《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第450页。

[27]John Aberth：From the Brink of the Apocalypse：Confronting Famine，War，Plague，and Death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London：Routledge，2010，p.i.

[28]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4.(www.daowen.com)

[29]China's Gifts to the West Prepared by Professor Derk Bodde.

[30]Enrique Dussel：Europe，Modernity，and Eurocentrism，www.unc.edu/～aescobar/wan/wandussel.pdf

[31]A Eurocentric Problem by M.Shahid Alam/February 9th，2010.http：//dissidentvoice.org/2010/02/a-eurocentric-problem/

[32]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35页。

[3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35页。

[34]Ancient Man and His First Civilizations Minoan-4.http：//www.realhistoryww.com/world_history/ancient/Minoan_Greece_2a.htm

[35]Albrecht Classen：Handbook of Medieval Studies：Terms，Methods，Trends，Volume 1，Berlin：De Gruyter，2010，p.707.

[36]《中国印象》，下册，第164页。

[37]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7—18页。

[38]Ronald H.Fritze：Invented Knowledge，London：Reaktion Books，2009，p.70.

[39]《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88页。

[4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65页。

[41]李兆良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884784543

[42]李兆良的博客.

[43]《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92页。

[4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205页。

[45]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91—192.

[46]徐松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香港：浸信会出版部，1991，第7—8页。

[4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3页。

[4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03页。

[49]《展望二十一世纪》，序言。

[50]汤因比：《历史研究》，序言。

[51]康拉特·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搜狐读书。

[52]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372页。

[53]国外汉学家眼中伟大宋朝：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李蓉蓉2013年02月22日。

[54]周兴旺著《日本人凭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55]《展望二十一世纪》，序言和第289页。

[56]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84页。

[57]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5页。

[58]James Ross Kaye：Historical Fiction Chronologically and Historically Related，Snowden Publishing Company，1920，p.47—50.

[59]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84页。

[60]［日］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陈莉、易凌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61]牧口常三郎：《人生地理学》，第85—86页。

[62]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373页。

[63]鞠海航文，北京日报，2005-03-25。

[64]［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68—269页。

[65]［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第272—273。

[66]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31页。

[67]牧口常三郎：《人生地理学》，第88页。

[68]马汉：《海权论》，范利鸿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6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340—341页。

[7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97页。

[71]John Desmond 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London：George Routledge，1944，p.209—210.

[72]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30页。

[73]谢和耐：《中国社会史》，第306页。

[74]J.M.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New York：Guilford Press，23 Jul 2012，p.18—28.

[75]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0页。

[76]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85页。

[77]详见李兆良和何新的新浪博客。

[78]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6.

[79]李兆良新浪博客。

[80]Will Black：Beyond the End of the World-2012 and Apocalypse，Raleigh：Lulu.com，2010，p.190.

[81]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History，and Morals，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1983，p.93—103.

[82]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