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中国带来海洋文明，成全“海洋民族”

中国开启海洋时代，西方抢占机会，中国反受其害。西方是天时地利，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这对它来说，是千载一时，但好景也就是五百年！

黑格尔赞扬通过海洋扩张而产生文明，他只知道此种文明，仅此而已。黑格尔否认之前的大陆文明，更不懂得超越海洋的文明，尤不懂得那超越有限空间、无限升华的“礼乐文明”。古诗云：

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

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

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

自非圣贤国，谁能享斯休？

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

（王粲：从军诗）

对于西方的海洋扩张达到地理极限之后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的情况，黑格尔根本不去考虑。^[56]（亚当·斯密考虑了一点——他说：西方的海洋扩张，再过两三百年之后是好是坏，“这是人类智慧”所不能预见的。）^[57]

然而无论如何，国家发展上的海权（战略权力＋经济权利），这都是近现代的现象，是旷古未有的（罗马与迦太基“争霸”是杜撰的）^[58]。严格地讲，13—15世纪以前，即在中国的相关科技传播和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之前，除了极少数的岛民与海盗之外，全人类都是被囿于陆地的，全人类的与地理环境相关的生存意识也是陆地倾向的。亚当·斯密说：“古埃及有厌恶大海的迷信。印度教不许教徒在水上点火，从而不能在水上烹调任何食物，这实际上是禁止教徒去远洋航行。”^[59]

那么，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大岛——近现代的两个典型的海洋民族，以前是怎样呢？日本和不列颠在其得力于中国科技的传播，从而成为海洋民族之前，或是受害于，或是恐惧于海洋的。^[60]不列颠岛曾长期遭受欧洲大陆的祸乱和其边缘的海盗殃患。

关于日本，地理学家牧口常三郎写道：我们有时惊讶，为什么日本人没有发现美丽海洋的更多更好的享受呢？尽管日本被海洋环绕，日本人是听着海浪声长大的，但是，日本人歌唱海洋是比较迟钝的。难道是因为海洋超出日本诗的想象范围吗？或者简单地说是日本人对大海不感兴趣吗？

例如，对日本人姓名研究就证明了这个结论。姓名一般表示人与自然间身心的关系。日本人的姓名确切地说暗示了日本人与陆地的关系比与海洋的关系更密切。在日本，很多姓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高山、河川、田野和其他有关的词汇，然而，很少有姓名源于海洋的。

日本人没有发现大海更多的乐趣和快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海洋的恐惧。这种恐惧有些可能出于本能，但有些则是人为的，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大多数父母宁愿他们的孩子是农民而不是水手，宁愿是陆军而不是海军。这种恐惧产生的阴影使美丽神奇的世界变成可怕恐怖的地方……

还有海洋的能量，波浪、潮汐的能量使人敬畏。日本人有诗为证：“波涛汹涌冲向海岸，触礁碎成片片。”这可能是由台风产生的灵感而写就的。天地晦暗，狂涛澎湃，乾坤颠倒。被海水的能量吓倒的人们难道不叹为观止吗？^[61]

在近代以前的几千年里，海洋对人类所构成的艰难险阻和不测畏惧，远大于大陆。唯有中国能以海陆丝路穿越自然障碍，让不同空间的人类进行贸易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

关于唐朝时中国人开始尝试以海上丝绸之路取代内陆丝绸之路，作为联通世界的主要渠道，汤因比写道：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62]

然而，正反两面则如影随形。历史中国科技的扩散也引起了人的爆发性、破坏性的运动——主要是游牧部落的征服战争（蒙古征服等，或称草原暴力），它与文明传播乃相反相成，使创造性的活水源流灌注泰西，从而激活了全球性的海洋暴力（它披着“文明”的外衣）。

附录　郑和舰队集先进科技之大成，西方学者称举世无双^[63]

1405年郑和下西洋。英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写道：世界上第一个远洋舰队由郑和率领，27800名中国人分乘208艘船舰，驶向三大洋。

郑和下西洋，是否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是当代航海史的争论热点。毋庸置疑的是，航海是科技、经济和军事之集大成。郑和的强大舰队——绝不仅仅是商船队，英国剑桥大学前校长、世界科技史权威李约瑟考证后，得出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同时代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也无法与明朝海军匹敌。

举世无双的特混舰队才能远航至非洲。西方学者称郑和船队为特混舰队。美国史学家路易斯·利瓦塞斯这样评论：郑和船队在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其他船队可以与之相比。科学技术最先的应用多是在军事或国防上，郑和舰队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完全是按海上航行特技和军事组织编队，也只有这样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舰队，才能远行三大洋7次，直抵大西洋的好望角，足迹到达非洲。

郑和舰队军事建制……人数记载有4次，分别为27800人、27000人、27670人、27550人。明朝军队以“卫”建制，每卫5000人。掌有军权的郑和每次率军出海，部队分为舟师、两栖部队和仪仗队3个序列，分属5项任务：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和军事护航部分，行动以军法论处。这样的组织形式绝对优于一般商船，适于远洋航行，也是近代海军发展、海上舰队的组织雏形。舰队200艘规模，帅舰甲板有足球场大。

郑和每次出使的船只都在200艘左右，大船(又称宝船)约40至60艘，种类至少7种：1.宝船：帅舰、各级指挥舰；2.马船：快速综合补给船，载中层官员和军需品；3.战船：护航、作战两用，配有战斗人员；4.座船：防海盗袭击和两栖作战；5.粮船；水船：专储淡水，为当时独有；6.商船。整个舰队犹如一艘当代航空母舰——最大的帅舰甲板约有足球场大，最早的水雷“赛星飞”也装备上了。

当代十大航海科技，郑和舰队拥有2项。

20世纪下半叶，航海科技已有了10个重要标志，分别是：船舶大型化、专业化、高速化、自动化，导航定位电子化、避碰自动化、海图电子化、航海资料数字化、通信卫星化、航行记录数字化。600年前，郑和的舰队已拥有了船舶大型化、专业化两大项；在速度、机械动力方面，也处于当时领先地位；最为先进的则是导航系列，有世界发现最早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代表当时最先进技术。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中国先进的航海科技，还表现在3个方面：《郑和航海图》、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郑和航海图》记载了530多个地点名，其中域外有300余个，最远达东非，标出了船队航线上的城市、岛屿、滩、礁、航海标志和航路等，实用性胜过西方最早的《波特兰海图》。郑和舰队还应用了最先进的航海天文定位技术，运用了罗盘、计程计、测深仪等航海仪器，船队航线达56条。哥伦布、麦哲伦只有几条船、百十名水手。

1405年郑和率2万人的船队下西洋，87年后，即1492年，哥伦布率3只船30余人到达美洲；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玛率4只船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古里，首次得知郑和船队来过这里；1519年，麦哲伦率欧洲最大的舰队（17艘）开始环球航行。马克思曾论述过这一时期西方“海盗”是怎样用火与剑开辟美洲、非洲殖民地的。欧洲的航海先驱人数虽少、航海技术也并不十分先进，却仅用百年就打破了“郑和神话”……

（乙）西方的“天时地利”之由来

为什么中国开启了海洋时代却让西方抢占机会，很快就打破郑和神话，而且这一占就是五百年呢？这主要是因为：在21世纪以前的科技条件下，特别是在传统科技的条件下，在客观上，西方及日本的地缘政治是相对优越的；而欧亚大陆的东部——尤其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则相对被动。“西洋”是连接东半球与西半球的捷径，也是西方掠夺世界的捷径；相比之下，中国的海洋反倒成为列强侵华的捷径。相对于海洋，大陆缺乏机动、便捷和联通，军事上的结集、驰援和后勤也都是很迟缓的，处处设防，也防不胜防。这种情况到了21世纪开始根本逆转，海权是日薄西山，全世界的战略优势开始转到了“陆海有机”的中国。这是后话。

发展，往古倚靠本土生态，在此方面，华夏最好，欧洲最差。但到近现代，发展倚靠“全球性生态”，中国与西方原先的贫富悬殊变得相反。旧大陆的哪一个民族能够霸占大洋彼岸的美洲（这个地球生物圈的腹地），那它就能控制“全球性生态”，因而也就有机会长足发展（在中国传统科技的基础上，掀起科学—工业革命）。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看哪个民族的传统科技较先进；如果拥有先进科技的民族还不胜任于此，那就再看哪个民族具有更好的海洋地缘，因为科技传播开来，是迟早的事。由此一来，中国科技的西传，及其与海洋性较强的欧洲相结合，从而使它的海洋地缘被提升起来，这就成全了西方人！

关于地缘的如此决定意义，伊恩·莫里斯指出：……1000年左右，维京人就乘坐比中国大船简陋得多的船只到达美洲（引者按：因为没有指南针和可靠舵，在哥伦布以前的这般探险，不能形成固定航线）。……要到达美洲，这些维京人要穿过法罗群岛、冰岛以及格陵兰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穿过宽于500英里的公海……中国的探险家必须从日本穿过5000英里的黑潮，经过阿留申群岛，才能到达加利福尼亚北部（如果顺着赤道逆流从菲律宾到尼加拉瓜的话，就要穿过两倍距离的公海）。(www.daowen.com)

自然地理使得西方的欧洲人穿过大西洋比东方人穿过太平洋要容易得多。^[64]

我们已经看到答案：是地理，而不是人，使得中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容易到达美洲。

欧洲人最显而易见的地理优势是……季风、岛屿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面积差距，都对他们有利……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维京人或者葡萄牙船员总是会比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更容易达到新大陆。

……地理使……西欧更具有优势，当时东方的社会发展远高于西方……十字军和蒙古军……开始改变了政治地图，令欧洲人更容易进入东方……15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最后会停止航行到印度洋这个代价高昂的航海活动。^[65]

宋明之际的科技与经济的相对快速的发展，和中国技术与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人的“天下观”的实践，凡此，使得世界地理趋于普遍联通。但与此同时，世界地理的战略意义——地缘政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那就是：西洋和东洋越来越具有对洲陆（各洲大陆）的战略优势。如此新兴的海洋暴力之压倒一切，就像草原暴力对于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客观优势一样。在此情况下，中国反而变得愈益被动和脆弱——中华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和招致极大的负面或忧患！

（丙）明清两朝的“保守”是明智的

绝大多数的现代学者都诟责明清两朝采取保守国策，而没有沿着郑和远航的势头，展开海洋扩张，因而是“坐失良机、坐以待毙”。这样对待历史是公平的吗？让我们通过反驳颇为典型的费正清的观点，来尝试还历史一个公道。费正清讲到宋朝的经济革命和宋明两朝的海洋开拓，而又急流勇退、急转直下，却没有走世界性的海洋扩张的道路；这是失之交臂于海洋文明，倒行逆施于时代潮流。费正清的原话如下：

蒙古人于1279年征服中国之前，杭州人口超出了100万（有人估计有250万），为全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可能有5万人口，我们不难理解他目睹中国都市生活时为何叹为观止了。

南宋时期的外贸在政府岁入中居于大宗，这几乎是19世纪以前仅有的一回。杭州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宋时外贸迅速成长的一个因素。其中……从东印度群岛运至中国（亦通往欧洲）的香料需求最大。进口货品需求之高，甚至声名远播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出口以及铜钞，都不足以均衡进口。迁徙到西班牙并且影响欧洲至深的伊斯兰教民，也于宋时大量增加在广州、泉州、厦门、福州、杭州的海上贸易。中国的货运沿着东亚海岸抵达东印度群岛和印度，甚至远达东非……商业成长的一项影响是，唐代始创的纸钞再度起用。先是政府用汇票调动资金，继而使用期票、可转让票券，终至由政府发行全国通用的纸币……

中国此时期的航海科技是领先全世界的。中国造的有分舱区的大船——包含四层甲板、四或六桅、十多件帆，用艉柱舵、航海图、罗盘导向，可载五百人。这种科技远远超前西亚与欧洲，此期地中海用的大木船还在靠人力和操舵橹航行。

宋代惊人成就的这些层面只是几个例子。任何有现代意识的扩张主义者回顾诸如此类的成长和创造力时，可以想象到，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将可能主导航海世界，并且自亚洲发动侵略，移民欧洲，从而改写历史。看起来，欠缺的只是动机和刺激。这当然是想入非非了，但也再度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阻滞了艾尔文（Elvin）所说的中国的“中古时期经济革命”继续发展？

航海时代在全球各地初现曙光的时候，明代中国本来已经遥遥领先他国，却不肯继续向前。欧洲人再花了将近五十年时间才摸索到起点上。1433年以后，再过了37年，葡萄牙人才到达西非的黄金海岸。而哥伦布率领总吃水量450吨的三桅船队出航，则是在1492年。

爱德华·德雷耶（Edward Dreyer）详述过中国这些伟大的航海行为如何受阻于儒生出身的大臣们，这些读书人理论上就反对贸易与对外接触。黄仁宇亦指出，明朝财政窘迫，无力担负这样耗费不赀的海上外交。例如，明朝于1407年正式将安南划入版图，后来却因为安南作乱反明，朝廷苦厌兵事，不得不于1431年承认其为独立的藩属国。此外，明成祖为抵制科举出身的文官把持朝廷，在军事和安全方面任用太监，也引起京师官吏的妒忌。到了15世纪中叶，京师又面临蒙古势力再起与边境的骚扰。1449年间……天子御驾亲征，结果被蒙古军俘虏。……此后明朝便在蒙古人的威胁下渐渐束手无策……

造船只限于小型船舰以后，明朝海上势力渐衰，替中国南海上的海盗打开了壮大之门……反商主义与恐外症（xenophobia）占了上风，中国自此退出了世界舞台……明代中国手握海上扩张的优势条件，却被保守的理学儒士掐死，简直就像是故意错过近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这班船……

正当科技与经济成长在全世界的各个生活层面都造成无数混乱，却还找不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延缓的秩序原则之际。明朝独立而自足式的经济成长，以及其相对的平静安乐，也许终将受到历史学者的推崇，在我们看来是失败之处，或许别人看来是某种成功。

我们就按照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流行观点，从五条路径向前推论，看看是否走得通？看看明清两朝所走的路，究竟是错还是对？

第一，侵略扩张。历史上的中国，从内陆向外侵略扩张，在地形、气候和生态上都是逆势仰攻。很难以战养战，后勤不能接济，所以是死路一条（永乐皇帝死在那儿）。那么，海洋扩张是否可行？大陆自身的海疆无险可守，防不胜防，再去侵略倚靠巨浪而固守的岛邦，不仅是得不偿失，而且是惹火烧身，树立天敌，不是吗？再说，侵略亚太的诸邻，对于缓解其本身之广土众民的“内在紧张”（人口与生态的压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是远洋扩张（美洲或印度洋），那意味着巨额财政负担，岂能指望掠夺回馈？而且在战乱状态中，很可能是有去无回（本土、海外据点和战场三者之间的距离太长，出现了“军事投射”的断层）。这与西方人顺着其“地理倾势”，顺水行舟般地从事海盗劫掠或殖民扩张，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设想：假如在古代，中国的海洋有利于向外扩张，那就不会有秦始皇的统一，而是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或者更多列国）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犹如近现代的列强，先从事世界征服，再进行世界大战，把诸夏战国放大至全人类的战国！

第二，生产方式。这一点决定一个民族不能不知什么时候可以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都需要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如前所述，欧洲是联通和掠夺世界的“海洋捷径”。正因为如此，欧洲各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其全民族的生产方式延伸的外部世界，延伸到彼岸大陆。西方文明是“吃生态”的，有多大的“海外生态”，它就会“创造”多大的奇迹；若是不牺牲美洲及世界，就不可能有西方的一切。西方文明是一种“机遇的文明”，其前因后果都与中华文明有关。但对中国自己而言，海洋扩张的难度极大；人口众多，地缘被动，距离彼岸大陆又那么遥远，难道中国人跨越万水千山去找足够大的殖民地？在亚太，到南洋，即使是灭绝土著，腾出土地，那也是于事无补！到美洲？成本与危险皆大，除了极少数航海家之外，有谁会去？在19—20世纪有固定航线的情况下，另当别论。中国这种情况，只有到了20世纪，全球贸易已成规模，还需要突破列强与霸权的国际政治障碍，然后，她才可以采取外向发展和选择市场经济。

第三，地缘因素。就在“天下观”快要把全球打通的时候，却遇到了致命挑战，即它激活了另一个“文明的天敌”——海洋暴力。中国的技术传播和远洋航行等促进世界联通之事，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东洋与西洋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优势，而使中华自身陷于被动挨打的逆境之中。中国倾其力也无法征服对手，反而会使自身暴露在海洋暴力的血盆大口之下。为什么说地缘政治在军事战略上至关重要？举例来说，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态势，好比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今天是中国在山上，日本在山下。在此情况下，如果双方是同等程度的军备竞赛，哪怕是日本有更高水平。其结果，中国的战争潜力或实效，都要大于日本十倍百倍——日本尚未摧毁中国几个点，它自己就会全面毁灭。然而，在1945年之前的几百年里，虽然武器的杀伤力较小，但上述比率则是相反的（中国在山下，日本在山上）——中国打不到日本，而日本却很容易进攻中国的软肋。1500—2000年的西方就是依靠这样的地理优势来宰制世界的。

第四，文化模式。历史上的中华文明是在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发展和绵延的，而近现代西方则是基于中国的成就，反其道而行之。中华民族为了幸存于海洋暴力，进行转型，而走向反面；这也未尝不可，但要看时机。在20世纪以前是绝对不可的。为什么？因为近现代西方的成功的奥秘是其地理环境使它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但这对20世纪以前的中国来说，则是时机未成熟，再者，国际贸易体系尚不足以支撑这个广土众民的生产方式。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自由与安全地“外向发展、海洋倾斜”，硬是选择“反和谐、竞争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以及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的应战体制；那么，它就等于是民族自杀，因为矛盾在内、向心聚爆。西方之所以成功，那是因为在特定的技术时段，其地理条件允许它进行倾国性的海洋扩张。再说中国自身：过早放弃“和谐文化”，那意味着什么？只要有动乱，就分裂；一分裂，就是无休止的内战，而不可能再统一了。果真如此，列强介入，里应外合，而重演美洲的悲剧。中国的地理环境很难向外疏解矛盾，从而使其内部具有“理性”，达成和解。

第五，两面受敌。儒家“天下观”的拓展和中国技术的创新与传播的惨重后果，不仅是使“草原暴力”迅速升级，如蒙古征服；而且又衍生出“海洋暴力”，即日本和西洋。于是，明朝中后期遭遇了两面受敌——中华民族处于“草原暴力”与“海洋暴力”的夹攻之下，大有灭顶之灾。倭寇被扑灭不久，丰臣秀吉便发动了灭朝征华的战争，西洋势力正在云集，其劲旅——荷兰殖民者控制南洋，屠杀汉人，觊觎台湾。明朝竭尽全力，而疲于奔命，却又陷于三面受敌——爆发了农民战争。作为世界联通的另一个后果，从美洲引进的坡地高产的物种诸如玉米、红薯和花生等，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以致西北省份连续20多年大旱，天灾人祸不可遏止。明朝被压垮了。幸亏中国文化发挥神效，而同化野蛮；清朝成为“平天下”生力军，根除了千年的草原暴力，并且巩固了蒙满藏疆，打造了最具潜力的陆疆地缘政治。再加上明朝击溃倭寇与丰臣秀吉，从而推迟日本的海洋暴力近300年；郑成功打败荷兰和收复台湾，从而推迟列强的军事侵略近200年。凡此，就使中华民族能够在近百年全身心地对付由东洋与西洋汇合的海洋暴力，并且反败为胜，转守为攻；而今则伸张海权，以“陆海有机”反制海洋霸权。

表解　技术会提升和改变“文明的敌人”的地理战略优势

（丁）如何看待中华民族的忧患

倘若不是看似保守，实质上是退一步、进两步和避实就虚的迂回长策；那么，中华民族很难幸存于几百年的列强与霸权的侵略的，尤其不能成为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的，遑论在地缘政治上以“陆海有机”来从容应对“再平衡”与“海空一体战”的！

一定有人会说，明清之际和19—20世纪，中华民族遭受那么多苦难，险些亡国灭种，难道统治与体制没有问题吗？难道这是一个正常的文明吗？如前所述，文明所承受的忧患，要比它所收获的正果要大得多。你把世界都启动起来了，这对自然和文明本身都是“妄动”（原先，人和他的“负面”都是被自然禁锢的）；你把世界之“恶”都激活了，你的火药死人亿万，你的印刷术导致了无数次的宗教战争，你的指南针把东半球与西半球的物种分布全都搅乱了；你能逃脱天大的责任和天大的忧患吗？——九死一生，死去活来，几亡犹存，先否后喜！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至于像西方那样的机遇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浪花，^[66]它有它的报应！

关于中华民族的这种情况，在文明之初，《易经》的作者已经告诫后辈：要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这就明白了忧患的缘故。其原话是：

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易之为书也……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

就像这两句诗所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总而言之，近现代的海洋文明或科技-物质文明，是华夏劳苦功高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对于它的巨大负面，华夏亦应承担责任。毕竟是文化与道德失控了，尽管是暂时的，却也是极危险的。

海洋，是地球生物圈对于智能生物（人）的最后屏障——若它不被突破，则人与生命星球尚能继续存在几十亿年；反之，它被突破，人便逞性妄为、无所不能，于是人自己和生物圈皆面对着“终劫”。西方原是被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倘若没有东学西渐、中学西被，它则长此以往，生灭内耗，也无伤大雅、无关宏旨。现在倒好——释放洪水猛兽，引爆原罪性恶！

近现代的生产方式是，每一个民族都尽量通过海洋的途径、把其国土环境延伸到外部世界，乃至寄生于“全球性生态”（整个的生物圈），它是富国强兵、优胜劣败的必由之路。牧口常三郎称：“海洋是我们逃脱目前时空限制，享受自然无限能量的地方。”^[67]《海权论》的作者马汉也说：一个国家不能无限期地依靠自身（环境）的供养，而与外界联系、并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得到补充，其最便利的途径就是海洋。^[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