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古圣贤困心衡虑

中国是全球化的拓荒者和历史的轴心。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人在联通世界上卓有成效的努力，已经进行了几千年了。

早期的文明是蛮荒世界的众矢之的，是野蛮部落的猎物。因此，通过越来越大的文明化来巩固自身和消融忧患，成为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技术和别的文明成分的传播和扩散，文明的天敌便有可能与之同步升级，而致广大，因而，文明的危险性与致命性也都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文明本身的低平地势、丰饶生态与和平生活这三点，使它陷于千年的战略被动（地缘政治的绝对劣势）。

不管怎么说，文明是“不归路”，只能进，不能退，直到把全世界、全人类都纳入天下太平、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之中。这就是儒家的天下观。虽然天下最早只限于中国之局部，但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扩大的概念。亦即钱穆所说：“……先秦时代，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时完成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为后来文化衍进之根据。”^[48]

从“外延”上看儒家“天下观”的三部曲：

A.据乱世：内其国而外其夏；→B.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C.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然而，老子仿佛是在唱反调、泼冷水——小国寡民似乎担忧：天下连为一体，则万恶汇通，同室操戈，一毁俱毁。这酷似《圣经》中“巴别塔”的启示：世界联通，人在语言上也普遍沟通；由此，人则无事不成，无恶能止。所以，在老子看来，与其这样，倒不如退回那原始蛮荒、人群隔绝的状态，更安全些。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老子并非保守和“开倒车”，也不反对社会进步和天下联通；但他坚持“道器并进”——“道”：道德、文化、和谐、情感等；“器”：物质、科技、经济、军事等。老子只是反对唯“器”无“道”，这样的天下联通无异于全人类走向自我毁灭！这也就是两千多年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身临其境地感触到世界已遭罹两次世界大战，并且即将面临终极危机。他告诫道：今之人类，已在科技与经济上实现了“大同”，但在政治与文化上却是背“道”而驰，这是极危险的。^[49]

汤因比进而写道：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50]

老子认为在“道”上实现大同，乃至关重要；这与儒家的“修齐治平”则百虑一致。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道”与“器”、内涵与外延之有机结合的儒家天下观，即：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关于天下观由传统政治来落实，德国学者康拉特·赛茨说：

皇帝不仅是中国的主宰，也是整个天下的主宰。他的两个称号就显示了其在宇宙万物中的双重角色：作为天子，他负责祭祀，以保持天上和人间的和谐；作为皇帝，他是人间的万能主宰。这个万能主宰不是作为直接、政治上的主宰来考虑的……他只是道德上的主宰，是杰出的中国文明的灯塔。这就是皇帝的道德魅力，按照儒家的理念，正是它吸引着那些尚未开化的蛮人。……随着中国在唐朝……真正上升为光耀全世界的文明国度，而朝鲜、越南以及日本都自愿成为中国文化后裔，并且接过了中国著述以及儒家经典……皇帝的道德力量以及中国文明的优势对外有三个重点传播区，第一个传播区为东亚邻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群岛以及日本，尽管这在明代只是暂时的。第二个传播区是北部、西北部的草原、沙漠以及中原王朝在东北的森林区。第三个更外部一些的传播区包括（背叛了的）日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中国这种道德和文化的辐射力随着距离的扩大而减弱。^[51]

（乙）联通天下的负面凸显

这都是儒家天下观的理想模式，但实践起来，更多的是文化失控——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文化失控。尽管都是暂时的，但它对于文明主体来说，都是其必须承受和化解的致命忧患。这是因为文明和它的辐射，启动了越来越大的天下；但在其被纳入和谐文化、太平模式之前，都是无序之动，都具有爆发力与冲突性，并且随着文明的技术传播而升级，最后都难免是汇集中土、聚爆中原。

历史中国的“平天下”首先是由近而远地把越来越大的人类群体置于文明的框架之中。但在此过程中，她难免要承受遍天下的祸因乱源，这是由于其技术与文化的传播会使强烈的人类活动得以普遍升级，而文明中心却是处于战略被动的河谷平原。“平天下”还必须做下一步，即：通过不断扩张的“大一统、同心圆”和朝贡体系迈向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然而在实际操作上，“平天下”的这两步并非良好衔接；这样一来，中华民族不能不是在其推进人类社会的同时饱尝忧患。

对此汤因比写道：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变历史进程。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像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52]

如前所述，唐朝形成了泛世界的文化圈。然而，文明的正面与负面在竞赛中。宋朝在其忍受着极大的北方边患——文明的负面——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经济与科技，不仅使其社会在琴棋书画、礼乐诗意上傲然升华，而且拓展国内外的贸易和海运，延伸海上丝绸之路，这些使它成为世界经济与文化的“辐射、辐辏”的中心，中华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这在李约瑟看来，“可称之为（文化与科学的）成熟时期。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53]

但与此同时，文明也不得不自食其果，征服世界的战争源——草原暴力——就是寄生于文明及其传播之上的，它压倒一切，也摧毁了一切！(www.daowen.com)

明朝前期仿佛是要把天下观的实践推向极致，其远洋航行和地图绘制以及宋明之间的国际贸易，几乎是把世界打通了。结果怎样呢？其长远影响是促成了西方的海洋暴力的兴起，这是空前绝后的危及星球家园的暴力！其近期影响是，明朝及前朝的造船和海运及其技术的扩散，使亚太海洋变成了酷似草原暴力，而且潜力无穷的忧患源泉；富饶与平静的东南沿海开始沦为野蛮的猎物，犹如羊入虎口。除非全面防范，否则，中国海洋的民生的因素，远不及祸害的因素。

明代学者归有光说：吴、越之地濒大海……百姓反若依海以为固；不如三边岁有戎马之侵。扬州葆疆，古之所谓天地之中，莫能过也。承钱氏据土，宋室偏安之后，皆以钱塘为国。而皇家定鼎建业，浙为首藩。都邑之盛，物产之殷富，天下称杭州云。自顷承平日久……岛夷乘风迅入寇，则杭州被其患，乃自独松岭入四安，以趋金陵；自华亭……则轶于苏、常之境，而江、淮之间，无不骚动。杭于寇最逼，而首当之。故建督府，调天下兵四集其境，则行省之务，剧于往时百倍矣。（《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云：蒙元征倭，而引火烧身于二百年后之中华；（技术）夷平天险，犹如开门揖盗。其原话是：中国之形势，东有巨海，西有崇山，山之险，不敌海之十一也。然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数万生灵于海岛，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后，倭即乘仍以犯中国，垂至于嘉靖，而东南之害为旷古所未有。巨海且然……铲夷天险，以启匪类之横行……

虽说倭寇不全是日人，也有不少中国人当海盗的。但是，在中国技术的传播和天下观的实践过程中，日本作为直接危害中华的海洋暴力由此而起，滋蔓难图，终于汇入西方列强的巨患之中，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中国的相对快速发展到明朝遇到了地理瓶颈，中华民族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把其生存方式延伸到大洋彼岸；与此同时，由发展所导致或招致的忧患，攀升到了新的高度，即海洋成了新的忧患的源泉。往昔，在内忧外患发作之时，东南沿海总能保持平静，遂有“衣冠南渡”，乃至诗人幻想用东海来“洗胡尘”。如杜甫诗云：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

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

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

明朝两面受敌于草原暴力与海洋暴力，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承受的。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全力打造陆疆的地缘政治，经历几百年，使中华民族能够全身心地应对列强的海洋暴力。

（丙）地缘政治的透视

大体而言，在公元第二个千年（1000—2000年）的技术水平上，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一个极难跨越的险坎：由其海洋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即使是中国领先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其在战略上的影响也是利于外，而不利于己方。另一方面，中国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把其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伸展到彼岸大陆，此乃地理环境的中西差异。换言之，中国的海洋不利于她自己向外扩张，反而会成为列强和霸权扼制或侵略中国的捷径。

这就是说，由其地缘政治的战略被动所决定，在历史上，作为世界科技中心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她所面临的危险和忧患虽能当时减缓，稍后却反而倍增。即使技术提升到一定程度，以致热兵器消弭草原暴力（胡骑），那也会让整个文明暴露在海洋暴力之下。

儒家所推进的天下汇通，进入某个时段（诸多世纪），在战略上会提升草原胡骑的战略优势；而到另一个时段，会有利于一些岛屿和半岛民族，反而使其自身沦为受害者。极高代价的远洋航行，即使促成了世界联通，也无法改变地理环境阻碍着其广土众民把生存方式延伸到彼岸大陆，反而会让中国本身受害于那被她所启动的世界之“负能量”。这就是明朝的海洋事业戛然而止和明清两朝慎行海事的重要原因。今学者多好批评封建统治者保守，却不知所以然。

关于在海洋地缘上，往昔日本对中国的绝对战略优势，一位日本军事专家这样写道：慈祥的造物主在它的西面，安排了一个最慷慨、最仁慈的邻居，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繁荣的文明古国——中国。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日本离中国之间的海运直线距离为450英里，越过40英里的日本海峡，通过朝鲜半岛陆路来华也不过500公里。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安排，使日本处于一个绝佳的自卫地位。首先，中国人要想跨海袭击日本，450英里的海运距离是一个大陆民族难以轻松逾越的。而从陆路进攻日本列岛，不但要越过崎岖的朝鲜山脉，还要准备越过日本海峡的海军，这也是冷兵器时代很难实现的。而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人则极为有利，当需要袭击中国大陆时，浅浅的日本海峡对于人人熟悉海潮的日本人来说，如同儿戏。而一旦战争失利，撤回本土就意味着安全……^[54]

然而，中国海洋地缘的逆境到21世纪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大陆变得机动、整合与联通，以及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防御力与投射力，所以海陆有机便能反制、反克海洋霸权。同比例军备竞赛，中国的实效要高于霸权一方，尤其是高于日本数倍乃至数十倍（而百年前则是相反的）。地缘政治的优劣则决定西方的存亡续绝。唯有中华民族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与发展，西方则不能。

汤因比断言，只有中国重返天下观及世界主义的主导地位，人类才会有安全与和平。他写道：过去的五百年间，由于西欧诸民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至全球，人类因此出现技术上的统一……期待人类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会实现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人类史的下一阶段，西欧将把主导权转交给东亚……

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两千二百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二二一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这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