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近代以前，自然占绝对优势，人受制于地理环境。在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的情况下，人欲、人为、人智稍有过分，则是自毁家园、自掘坟墓；即使生物圈遭受微小的和零星的损坏，它也多少能够自我修复——无伤大雅、无关宏旨。就这样，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发挥功效，而使万物众生共存，繁衍无疆。那么，人究竟是怎样战胜自然的，其后果又如何呢？

《易经·随卦》曰：“元亨，利贞，无咎……在道以明，何咎？”在漫长的“随顺自然”的演进过程中，人终于在自然的“适度挑战”的区域（华夏），发挥“道”的神效，建立了“人定胜天”的根据地。并且愈益参悟文化与智慧，契合自然、因顺天德、变易取材、利用厚生、开物成务。但不管怎么做，都是惟道是从，以免激怒自然，而招致天诛地灭。《道德经》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这个“根据地”必须是在高山大海之间的河谷与水网，其内部的地形与气候皆是多样和复杂，具有经济发展与战略安全的广大空间，从而确保文明不会被其所招致的“人类负面”所压垮。如此的文明发祥地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儿，应和人欲、人为、人智的物质—科技文明，发展起来了，并且逐渐形成规模；同时也逼近国土生态容量的极限，遭遇地理环境的瓶颈。文明的内在张力（紧张内压）越大，其主动与被动向外传播的动因也就越大。于是，通过世界性的“战争与和平”（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乃相反相成），文明的“根据地”的成果，被用于东西方的“传递—接力”；以致避实就虚地在地球生物圈的薄弱环节——西洋，发生了历史性的突破。(www.daowen.com)

原先，欧洲由于自然环境的挑战太大和缺少天人和解的文化，不能产生科技，也几乎不能接纳外来科技——科技对它来说，是自体毁灭。然而，越是这样，其突破和海外扩张的动因，也就越大。只要占领了生物圈的“腹地”（美洲），人就可以无事不成了。人类的世联通界等于是把自然捆绑了。届时，根本不用传统智慧，光凭人的本能，人就能够创造出颠覆星球秩序的物质力量了！

人战胜自然是采取正合奇胜的策略的（《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就历史上的地理环境而言，中国是“正合”——与自然和合，而取得人为人智的基本成果；西方是“奇胜”——与自然对抗，依靠中国的成果而取得突破。军事战略上有“奇正之术”（“正兵”与“奇兵”相辅而成）：例如在推翻秦朝的战争中，项羽是“正兵”，刘邦是“奇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与中国是“正兵”，而美国等则是“奇兵”。“奇兵”的一方往往在战后具有主动性与决定性。所以，今人很容易把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归功于西方。

其实，在人类战胜自然的过程中，西方连奇兵都算不上。西方只是凭借了由中国技术所提升起来的海洋地缘而已——它是联通和掠夺世界的捷径。近现代西方的所有的优势都是基于其上的。然而，西方的海洋地缘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几百年的光景；到21世纪的头几十年内，一定会是峰回路转、物归原主。如果不是这样，则人类必毁无疑。人类战胜自然之际，亦是人类径直地走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之始。拯救之道系于中国文化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