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非凡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五千年了……而中国则总是或几乎总是如此非凡的世界体系的轴心枢纽。(China had always or almost always been the central hub of this singular world system.)[4]——安德烈·弗兰克(美国历史学家)
《易经》曰:日进无疆,与时偕行,化成天下;文明以健,类族辨物,和同寰宇。
中华文明的演进是世界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可持续性的运动。《中庸》曰:“致广大而尽精微。”从人心微调到洪范天人,从“平天下”之协和万邦到包容世界的正面与负面;以致她自身转向历史的反面,成为忧患的化身而消化之。阴阳推移,大明终始。故而,一位学者称:中国文明看来静,而亦是最有大力、能运动的。黄帝开了一个大力运动的时代,殷朝又开了一个,一样的能飞扬……而其后周朝的礼乐亦这样大气魄,还有秦汉,还有大唐大明大清……[5]
中华文明是真正的和圆满性的“有序运动”,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的主轴。
相比之下,大多数别的文化、宗教和“文明”,特别是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尽管是中华派生的),都是“无序运动”——其内部的“有序运动”,是以它们对外制造“无序运动”为条件,以牺牲异域和异端、牺牲生态与生物为代价的。
实质上,只有中华这种无排他性的、和而不同的“有序运动”,才能成为发展与文明的原动力,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引擎。因为在近代以前,各地人群皆囿于其国土生态、乡土环境,在此情况下,除非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的制导,任何社会运动都必定是“有序”与“无序”在其内部彼此抵消,结果,发展与文明皆为零。
之所以在近现代西方这种排他性的、同而不和的“无序运动”能够最大化地享有文明与发展?那是因为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有序运动”及其成果打开了全球天下,故而人们——首先是倚靠海洋地缘的西方——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人们对于大自然,看似可以予取予求、为所欲为,但也是贻害无穷、难以为继,终归是需要“道的智慧”来妥善解决的。(www.daowen.com)
让我们浏览一下历史长河中的主流,看看究竟是谁创造了近代文明。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洛卡德综述东西方的相关研究,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成果跃然纸上,清新俊逸、豁人耳目。他写道:东方主导“中期世界”(Intermediate World)(指从上古结束到近代开始这一千余年的世界历史。——引者)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北美和西欧这些繁荣和强大的国家——我们所知的西方——在经济与政治上主宰世界。然而,回首1500年之前的情景则迥然不同:……东方文明所享有的权力与地位皆远远超越其国境,从而能持续塑造大部分的东半球……
一些历史学家相信,东方——特别是中国、印度等——的繁荣与辐射是中期世界的主题。……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较之其余的人类社会,东方人发展和保持了能动性的政治、生产性的经济和创造性的技术……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东方主导中期世界的;但不尽相同的是,哪个文明对世界贡献最大?大多数人倾向于中国是这个千年的领袖……例如,阿谢德(S.A.M.Adshead)把公元600年至900年的唐代中国,视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和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尤其推崇从1000年到1500年的中国优势——它是欧亚大陆的经济引擎。在亚洲历史学家之间,罗兹·墨菲(Rhoads Muphey)特别描述了非常活跃与创新的宋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为培育18世纪后期的西北欧洲的工业化准备了基本条件,诸如城市化、商业化、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大和机械发明。少数学者像玛丽·马托西安(Mary Matossian)全然地把中期世界标签为“中国千年”,这是鉴于当时中国享有社会稳定和先进技术,其人口数、生产力和财富总量皆大于别的文明。
在世界的历史学家当中形成两个愈来愈大的共识,那就是:Ⅰ.中国的创新与商业扩张驱动着欧亚大陆的贸易;Ⅱ.中国的科技发明最多,对“中期世界”的贡献也是极大的。
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确信,是中国发明了近代农业、造船、天文观测、石油工业、纸币、十进位数学、轮子推车、绕线轮、多节火箭、枪、伞、热气球、棋和威士忌,乃至蒸汽引擎的基础设计。他和其他学者断言,若非中国的航海技术,哥伦布是不可能航行到达美洲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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