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蔑中华文明的黑格尔，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地认为中国是“其静如初”。他看不到，中华文明是“正→反→合”的全部，而且经过了无数个回合——开拓了共生长存的文明，化解人类的负面。近代西方只是被卷入了中华“正→反→合”的运动，并且首次在“反”上腾起而已。黑格尔便站在这个高度，目空一切，盛气凌人，认为中国只是“正”（近乎自然的平静与和谐）。他根本不懂得，这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文明一直在“吞吐天下”，在施展“阴阳平衡”。然而，一切“妄动”，包括西方之“妄动”（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后的一个），都是最终难逃“如来佛的手掌”的！

黑格尔武断而愚蠢地说：“中国……始终是静止着，保持了一种自然的、草木的生存一直到现在……”^[1]黑格尔的好友谢林（Schelling，1775—1854）更恶毒、更肤浅地鹦鹉学舌，他说：“中国躺在历史的开端，（但）仅止于停滞不动的地步。的确，如我们所想的，所有史前的人类境况正是中国固着的境况。或者说，以一个瘫痪的状态现存于中国，并且因此在事实上已经不再留存于其原初状态。中国意识已不再是原初境况本身，而只是原初境况的一个死亡版，像该境况的木乃伊。”^[2]

法国学者谢和耐反驳上述肤浅之论。他认为中国文明及社会一直都在变化和进步当中，在承受极大的忧患的同时，奋力向上，健行自强；不仅民康物阜，丰富多彩，而且早在10—13世纪就一枝独秀地进入近代化了。

谢和耐写道：

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在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任何未被分析清晰的事物，总是显得缺乏特点……事实上，每个时期都有它独特的风貌，甚至唯独适于它的环境。此外，中国的幅员辽阔，也意味着它的气候、风光、生活方式、习俗和方言等方面千差万别。这是一个面积可与整个欧洲相匹、具备近3000年有记载历史的国度，因此，任何对它的有效论述都必须涉及确切的时间与地点。再不许奢谈什么“永恒不变的”中国了……

13世纪……稻田密布、运河成网的江淮流域和浙江丘陵地带，以及东南沿海省份（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和长江流域。……（而在）公元8世纪的中国南方，由于其沉闷并使人丧失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故土……不过，数世纪过去之后，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中国南方经济的日趋增长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www.daowen.com)

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13世纪的中国，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胡人占据，也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四川省到长江下游平原，东西一线超逾1200英里，而从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线，南北一线超逾600英里。故其总面积达到了70万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说，足有当今的4个法国那么大。它的人口总数达到了6000万以上。这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特别是当我们考虑了下述事实：有四分之三的地方是几乎杳无人迹的山区，而人们只是高密度地聚集在川西的成都盆地和长江下游平原（今江、浙两省）之后，就更为之惊叹不已。长江的航运经由其支流，可以远抵成都周围的富饶平原地区，从而构成了中国南方的主要商业通道。帝国东部地区的运河网络连接着大城镇，河面上的船队昼夜不停地航行。一支庞大的沿海船队维持着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与南部沿海贸易中心（远达广州）的联系。而大型的海船则每年都在季风时节来往于中国和南洋群岛、印度、非洲东岸以及中东之间。在内陆，永久性的集市于南北陆路和长江的交汇点上发展起来了，其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商业中心。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展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

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此一时期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杭州人口就翻了一番，迄1275年已逾百万。这种增长还并非京城特有的现象……

正是在宋代……有关日常生活的文本开始增多了，如生活琐记、佚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等，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栩栩如生的细节。这类信息资源骤然增多，其原因不外乎从10世纪初叶以来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推广使用、教育的进展，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中间并不存在对于描绘琐碎细节的藐视，这一点与文吏大相径庭。至关重要的是，当时的史料在有关1275年前后的杭州城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多得令人惊讶的信息。这个城市的居民把涉及它的一切都记下来留给了我们：它的街衢、运河、建筑、官衙，它的市场及商业交易，它的节日和娱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