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神秘组织——主要是共济会——始终与中国文化有着神秘关系。据说，在其正式出现于18世纪初之前，共济会曾在中国有过筹备试验^[73]（好比二战期间中情局前身OSS在华活动）；由一名担任天朝官职的耶稣会士把与共济会相关的秩序、仪式和神秘主义，带进了英格兰。^[74]也有人说，共济会的规矩图案来自中国。宣传上称，共济会的度量符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石匠。我们认为，中世纪欧洲是很原始的，不可能有这些东西。除了这些度量器具，再加上共济会很重视建筑学和“81”这个数字，根据这些，它们的真实来源很可能是宋代李诫著《营造法式》，该书主要是讲工匠的建造方法，其中也引用了三本古籍。

《周官考工记》云：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垂，衡者中水……墨子言：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垂。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周髀算经》云：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

如前所述，在近代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利用中国历史打造“古埃及”，然后又说后者派生了中华文明。例如法国东方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一方面使用中国编年史来“支持”埃及编年史，一方面又说古代中国是埃及的殖民地。^[75]

在智慧方面也是如此，德金宣称，《易经》（伏羲八卦）是从古埃及借取的，同源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理论。^[76]姑且不论古埃及和古希腊都是杜撰出来的，只看金德是如何“多言数穷”的——他的话为我们寻找“埃及智慧”“希腊智慧”和《易经》三者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线索。

我们首先能够查询到在智慧上是古埃及派生了古希腊（也就是说，先伪造古埃及，在此基础上再伪造古希腊）。例如共济会神秘主义哲学家曼利·霍尔说：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在所有的古代民族中，埃及人是最精通超自然的神秘学的。别的民族的最杰出的哲学家都去埃及，在底比斯、孟菲斯和赫莫坡里向祭司们求教神秘的圣智。希腊的泰勒斯、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等人，到达尼罗河三角洲寻求知识。回到本土后，这些有学问的人都承认埃及人是世间最智慧的，埃及神庙都是智慧库，珍藏宝训，包括诸神的历史和人类的演化。^[77](www.daowen.com)

曼利·霍尔的这段话进一步给我们提供了“希腊智慧”来源的线索。那么，无论真假，古代“埃及智慧”和“希腊智慧”以及现代的共济会神秘主义的精神源头，究竟在何处？那自然是中国！几乎所有共济会的哲学家——包括曼利·霍尔在内——都是溯源于和取材于中国，然后再塑造古埃及和别的“古代西方”；只不过有的承认“埃及智慧”源于中国，而大多数都没有说出而已。曼利·霍尔就写过《中国圣人》（The Sages of China）和《中国智慧》（Wisdom of China）两本专著。

共济会哲学导师拉姆谢伊（Andrew Michael Ramsay，1686—1743年）承认，赫尔墨斯智慧的起源不在埃及，而是在中国。^[78]

从耶稣会士白晋写给莱布尼茨的信可见，《易经》就是赫尔墨斯智慧，就是“创世纪智慧”：在17—18世纪之交，莱布尼茨（1646—1716年）致力于收集西传的道家和儒家经典，这是基于他和在华耶稣会士白晋的通信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是著名数学家和巴黎科学院的成员，他于1687年到达中国。（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奥古斯丁·斯图科（Agostino Steuco，1497—1548年）等提出“长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莱布尼茨是它的倡导者。该理论认为世界上的各个宗教传统共享一个普世的真理（犹如“元一的道”），而所有宗教的知识与教义便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像帕金斯注意到的，白晋从中国寄给莱布尼茨的报告，浸透着古代神学和赫尔墨斯主义；它使人相信，中国思想保留了诺亚洪水之前的永恒的创世智慧。这是白晋于1700年写给莱布尼茨的《论易经》的文章，例如，他认为该书保留了许多最古老、最智慧的哲学的精确碎片，这是世界的始祖教导其子孙的……莱布尼茨后来创作他的理想主义的形而上学（1714年），特别回应这个（白晋版）“长青哲学”，即：单子是永恒的、不可分的物质核心；它们每一个都体现完美和谐的宇宙……^[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