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们杜撰“希腊哲学”的途径是：《易经》→赫尔墨斯智慧（嵌入儒释道）→希腊哲学（嵌入儒释道）

历史学家沃恩揭露：“帕特里齐（Franciscus Patricius，1529—1597年）从琐罗亚斯德和赫尔墨斯中寻找希腊哲学，编纂书籍；而实际上，它们则都是被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希腊哲学家的名下杜撰的（手稿）。”^[32]

巴尔克教授认为，就整体而言，只是在美第奇建立的柏拉图学院里构建古希腊的……最重要的翻译和评论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就是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许多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古典知识的恢复开始于费奇诺翻译《赫尔墨斯文集》……它塑造了从柏拉图到柏拉图传统的新哲学。^[33]

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特勒说：“（费奇诺）的资料包括……被归为赫尔墨斯、琐罗亚斯德、奥菲斯和毕达哥拉斯的著述，而现代学术界则认定它们都是‘后古代’ 杜撰的作品；但在费奇诺及其同仁与前辈看来，它们是值得敬重的古代异教智慧和神学，而且曾经启迪了柏拉图及其门徒。”^[34]

费奇诺企图在基督教和柏拉图哲学之间达成妥协。由此，柏拉图主义者融合所有异质的古籍和杜撰的观念，再用它来诠释古典的神秘和故事。在费奇诺看来，真正的艺术家是逻各斯，它是人（艺术成果）和自然神的创造者。^[35]孟德卫写道：存在着一个知识传统，它成为……欧洲消化中国信息的桥梁，那就是赫尔墨斯主义。1460年，一个僧侣从马其顿来到佛罗伦萨，把一部希腊手稿呈递给美第奇公爵，后者请费奇诺把它翻译成拉丁文。结果是在1471年，著名的《赫尔墨斯文集》问世，别的主要的赫尔墨斯文献稍后陆续出现。《赫尔墨斯文集》捕捉了费奇诺的想象力，也捕捉了文艺复兴期间欧洲的想象力。因而不久之后，它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法文和荷兰文。

费奇诺和其他许多人都相信，他翻译的这个手稿是属于远古的，其原创者是墨丘利·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他是一名生活于距摩西几代之后的埃及祭司，也就是托特……柏拉图说，通常是从一组哲学家中选出一名祭司，他再被祭司推选为国王。费奇诺进而宣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是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传人。结果，费奇诺见证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复活。对于文艺复兴来说，古代的真理和实在的标志就是逻辑。

赫尔墨斯主义的重要性是将异教哲学与基督教相结合。费奇诺还努力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合二为一，这使他成为文艺复兴的综合情结的象征。如此情结……相信，古人是体魄健壮，智力聪明，过着更和谐的生活……

然而在1614年，赫尔墨斯主义源于远古这一盲信被伊萨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1559—1614年）揭穿了。^[36](www.daowen.com)

考马克教授说：“……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的训诫是‘文化，是面对无知的持续编造。’（culture is continuous fabrication in face of ignorance.）——杜撰和自我翻译。这对于《赫尔墨斯文集》产生的历史是奇特的适合”^[37]。

费奇诺与其说是“翻译”赫尔墨斯智慧，不如说是伪造它，^[38]但并非凭空伪造，而是反映《易经》（response to I Ching）。^[39]

哲学家爱普顿说：“我注意到基督教神父优西比乌和拉克坦提乌斯、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的崇尚者费奇诺、耶稣会士珂雪和索隐派白晋，以及众多的别的古代神学家，都是面向其他宗教，来追溯他们自己宗教的古代和缘起，以及纯正的神性教诲。据说，极为古老的经文诸如赫尔墨斯文本、巴比伦神谕和中国的《易经》，在形成原初智慧（primordial wisdom）的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40]

赫尔墨斯智慧和巴比伦神谕都是虚构的。神秘主义学者姆谢伊承认，赫尔墨斯智慧的起源不在埃及，而是在中国。^[41]

白晋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能被发现的异教文献中，中国经典是最古老的自然法……至少，《易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著作。”……伏羲不仅是中国的法律和风俗的建立者，而且也是他们的宗教、科学、古书、文字系统和语言的创造者。不仅如此，中国人伏羲就是埃及和希腊的赫尔墨斯、墨丘利（Mercury）或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也就是亚历山大的托特……也就是希伯来的以诺；他们是同一个人，不同民族写了不同名字而已。^[42]

表解“元一的道”派生世界智慧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