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是二元对立，它是本于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故而，西方哲学不是智慧。正因为它是二元对立、反克自然，所以近代以前任何哲学都不能存在于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之外的任何时间、空间之中。事实上，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社会，除了神话之外，它无思想、无文化。由此，近代西方在一切方面——包括哲学——都需要从东方采摘。

18世纪的欧洲学者这样说：“我们将中国哲人奉为宗师。”^[77]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与物质的世界。”^[78]谢和耐说：“中国的发现……对18世纪的欧洲哲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79]雅克·布洛斯也说：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撞击……唯有中国……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哲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哲学思想受到刻板严峻的社会制度的奴役。中国为17世纪的不信教者和18世纪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甚至是提供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他们……可以证明伦理和宗教并不一定是互相联系的，或在基督默契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所以，“中国的发现”竟然成为旧秩序卫道士和蔑视者之间斗争的赌注。这种态度从蒙田在其《散文集》的一段文字中提到中国时就出现了。当时谈论中国就已经意味着指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一个最佳社会，但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真实的社会。^[80]

整个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始于中国，终于中国”的，其哲学家，无论是亲华、仇华或未提及中国者，都是在中国文化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而且越是恩将仇报、盗憎主人的，他们越是问学中国、仰取俯拾。

麦克菲教授写道：在这里，欧洲（西方）思想被确定为一系列主要的欧洲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它开始于欧洲最早的思想家之一马勒伯朗士（1638—1715），他热爱东方（中国）哲学；它直到海德格尔（1889—1976），他还是热爱东方（中国）哲学。这段时间（三百年），从欧洲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中形成了标准的哲学观念。

莱布尼茨、沃尔沃、廷达尔、伏尔泰和魁奈所诠释的中国思想，广为流传，成为一种凝固欧洲传统的信念……^[81]

休谟（1711—1776）的时代，东方思想是如此弥漫，以致他本人和其同时代的欧洲学者根本无法置身事外。这就是说，18世纪的欧洲思想凸显亚洲的作用，它决定性地促进了不久到来的俗世运动。……休谟及其同时代的欧洲学者，都直接的或间接的是东方影响的产物。……虽然休谟在其著述中未提及东方，但欧洲被浸透在东方——主要是中国——的影响之中，从莱布尼茨研究儒释道的集大成者朱熹之前，到休谟写《人性论》时（1739—1740年）已经有两百年了。许多休谟的同时代人——包括孟德斯鸠、伏尔泰、亚当·斯密、魁奈和哈奇森——都被东方思想所推动。休谟在法国拉弗莱什的耶稣会士学院创作《人性论》，那儿的图书馆藏书4万册，很多是关于东方的……

休谟极大地影响了康德，后者则弘益其19世纪的晚辈，诸如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和尼采。(www.daowen.com)

莱布尼茨作为一个媒介把儒释道带入欧洲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的东方观从两个途径汇合于休谟的“哲学枢纽”：Ⅰ.莱布尼茨→培尔→休谟→启蒙哲学家→近代德国哲学；Ⅱ.莱布尼茨→（儒家经济观）魁奈→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在莱布尼茨之后，东方哲学是欧洲思想的主要特点（After Leibniz，Oriental philosophy was a major feature of European thought）。^[82]

由海德格尔反观西方近代哲学，莱因哈德·梅教授写道：海德格尔深沉地敬重亚洲思想，比在德国哲学传统中所看到的更加引人注目。三百年前，毕生热爱中国的莱布尼兹，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和宗教，并对《易经》和儒家一往情深。他的合作者和主要的通讯人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研究中国的伦理学，尤其强调儒学。歌德也是，对中国文化兴致勃勃，在烦躁时浸入其中，作为崇高价值之娱乐。康德、利希滕贝格和赫尔德都曾论述中国思想。威廉·冯·洪堡对中国语言进行哲学透视。随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在欧洲达到高潮，随着欧洲全球地位的跃升，傲慢的黑格尔和谢林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叔本华算是最能理解亚洲哲学（主要是印度思想），留下的相关著述超其前辈……跟随导师们的脚步，尼采频繁参考印度哲学与宗教，当然他也熟悉中国和日本的文化。^[83]

从莱布尼茨到启蒙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几乎都是青睐和汲取中国思想的。但“后启蒙时代”的西方哲学家诸如康德、黑格尔等，几乎都是同流合污于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因而仇视中国。尽管如此，他们——特别是康德、黑格尔——也都是大量吸收中国思想的。

根据《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全书》的记载，康德早年的观念应该被置于欧亚思想交汇之中，而不是纯粹西方的。最新研究显示，康德的自然哲学思想源于道家和儒家；赴华耶稣会士把它们传入欧洲大陆，被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等推崇备至。沃尔夫的学生、热爱汉学的比尔芬格（Bilfinger）进一步发扬中国思想。其中一例是，比尔芬格在中国经书里发现了辩证思想（the idea of dialectics），其研究报告被康德在俄罗斯科学院会刊上看到。康德这个重要的观念（辩证法）是根植于远东的。历史的讽刺是，摒弃非西方文化的他却一直沉迷于东方的思辨之中。^[84]

雷因·沃斯教授指出：康德和康德哲学已从中国哲学中收获甚丰……尼采讽刺他是“柯尼斯堡的中国佬”（Chinaman of Konigsberg）。康德从未去过中国，也从未离开柯尼斯堡很远。由此，他终生依赖资料……他自然会接触到其哲学前辈莱布尼茨和沃尔沃推崇中国的文字……但他毕竟属于他自己时代的人，他的时代已离开了早先对中国和中国之事的热情……他和别的学者扭转了早先哲学家——诸如莱布尼茨和沃尔沃——对中国的赞扬，采取否定的评价。这一点被普鲁士和德国哲学所传承，例如黑格尔哲学。^[85]

庞思奋（Stephen R.Palmquist）在其所写《康德是怎样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康德身上浸透着中国精神，兼具中国与西方之人格；他分享孔子思想；他犹如中国人，致力于跨文化之对话，在知行合一、权利与责任、经验与超越、东方与西方之间保持平衡。^[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