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无为”被法国重农学派翻译成“Laissez Faire”（自由放任），再随着整套思想传给了亚当·斯密。从那以后，这个法语词汇就“国际化”了。^[71]此须说明，这里所言“无为”，主要是儒家的，例如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严格地讲，近代西方从中国撷取的自由经济的理论，是经过宋明理学综合的百家思想。

近代以前的欧洲不存在发展与生产的理念，倒是执着于与此相反的“创世之原罪”，即神造万物，供人耗丧——蔑视自然，牺牲万物，仇视异端（即仇视一切非我的族群与客观存在，没有平等贸易的意识）。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蒂安·克拉克发表专论《无为在欧洲——欧亚经济思想研究》。^[72]该文所讲的“无为”并非单纯的道家思想，尽管司马迁综合老子和管子所论，倡导自由经济体制（《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它是宋明理学的“政治经济学”，它本于孔子治道，融百家为一炉。其要旨是经济活动必须契合“天道化生”，才有可能获得稳健发展，可持续性。因而，经济学是基于对自然或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应该指出，虽然在17—19世纪，西方通过引进中国文化来建立它的经济学，并且千载难逢地依靠“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因而创造“文明奇迹”。但是，西方的“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只限于它的经济活动与社会运动自身，而对于西方之外的世界与自然，却还是“原罪”作祟，变本加厉地摧残之。

我们不应该把近几百年西方的繁荣昌盛和主导世界，归因于它的思想、文化、制度和学术（包括经济学），那是倒果为因。凡此文化现象都只是“水到渠成、能动助缘、内部配合、顺理成章”。西方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它的海洋地缘——在1500—2000年间最具战略价值的地缘政治。首先是中国传统科技的传播把西欧的海洋性提升起来，使之成为联通和劫掠世界的捷径；其次是通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亨廷顿语），垄断“全球性生态”，从而使全球的资源财源向着己方滚滚倾注。

克里斯蒂安·克拉克的这篇专论，聚焦于1648—1848年间，“无为”观念（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弥漫欧洲。这个“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在17世纪，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引进和传播“无为”。它透过两个途径展示中国的相关知识：1.耶稣会士的文字介绍；2.瓷器贸易中显露的“民本印象”……

第二，作为欧洲首个经济学派的知识基础，重农学派直接复制了被引进的中国的“无为经济学”及其相关的农业方法。重农学派的创建者魁奈是这方面的知识表率……

第三，瑞士曾是第一个欧洲版的“无为经济”的国家，直到1848年瑞士邦联兴起而结束。中国的“农本无为”融入瑞士传统，而变成“商业无为”。(www.daowen.com)

第四，亚当·斯密集大成于经魁奈改写和欧洲实践的“无为经济学”，从而影响了包括李嘉图、李斯特和马克思在内的整个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

后来促进欧洲发展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是中欧混合的产物。倘若没有引进“无为经济学”，欧洲自身的前商业思想不可能成熟。

下面让我们来讲，虽然西方的自由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皆源于中国文化，但主流西方却把其中的“道”的内核抛弃了。

中国传统的“无为放任、藏富于民、市场起落、周期波动”的经济思想，经过耶稣会士、魁奈和亚当·斯密等欧洲学者的几经转手，并且在儒家大功告成于“全球天下、开放世界”的新形势下将其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但儒家的中庸与整体的经济观——从《周礼》到董仲舒之保民安富、宏观调控、天人感应（生态），则没有被西方人所重视。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以剥削工人阶级与弱小民族、吞噬生物圈为能事的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批判者。

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特点是进入“全球性生态”，并依靠它来平衡其经济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人欲、人为、人口、人智）。在这当中，海洋几乎是唯一的捷径。黑格尔声称，通过海洋向外征服是“文明”的必由之路。^[73]这只能说明黑格尔实在太肤浅。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海洋既然能成为人们索取生物圈的捷径，也就能成为人类自毁的捷径！

在近现代的世界各国中，谁控制海洋，谁就能称霸；谁能取得主动权，谁就能顺利发展。而接近对岸大陆的濒海地区（较大的岛屿和半岛），则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西方的一切，都是基于客观的和暂时的地理优势。西方文化都不是智慧，而是人作为智能生物反克自然的本能（天性）。它在西方原是被万古封存在潘多拉盒子里的，被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开释于“全球天下”之中。

亚当·斯密并未领悟中国文化的真谛。传统中国的无为而治是政府不干预天地化生的规律，保持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平衡。而亚当·斯密则是简单地认为，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自由市场就能够自我达成自然均衡。亚当·斯密所倡的“无形之手、自然均衡”，绝非真理；因为它需要条件——不断地向外开拓新市场，来缓解“自由经济”的内在张力，方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如此，外交手段乃至诉诸武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英国不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惯用超经济手段，乃至暴力手段拓展贸易；相反，清朝的对外贸易则是占优势，甚至是比较开放的。例如据英国下议院东方贸易情况调查小组在1830年的调查，“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好做”^[74]。在其打赢鸦片战争，从而有效遏制中国这个最大的公平竞争者之后，英国便废除了代表贸易保护主义的《谷物法》（1846），而实行亚当·斯密式的自由放任政策——引进了司马迁的经济自由主义（耶稣会士和法国重农学派是中介）。同样讽刺和可悲的是，英国在其打赢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之后，引进和实行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