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近现代是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从而科技与经济均能够长足发展、突飞猛进。我们现代人难免会站在今天的物质文明的高度来藐视历史，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误认为古人不懂得发展？甚至，对于近代以前唯一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中国，对于这个“连续发展了好几千年的高度文明”，^[61]许多学者都按照近现代的标准来苛求历史，而蔑视之为“停滞不前”。他们总以为历史上的封建专制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却不知道：1.在发展上，古人极为困难，今人十分容易；2.近现代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的“大发展”是源于、基于传统中国的“小发展”；3.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发展与创新之最，而西方则几乎为零。

古人的生态环境没有回旋余地和外部缓冲，在此情况下，由人欲、人口、人智、人为所导致的自然的反弹，都不可能疏解出去，甚至会直接倾覆家园。所以，古人总是把他们的行为和活动，统统降低到“免受天惩”的程度（一般都是宗教神约），如此一来，就几乎不存在发展和进步了。

唯有中国是例外的。中国先民与圣贤顺天应人，“遥契天道”（牟宗三语），因而得以发展与创造；并且发挥此种“和合智慧、和谐文化”，在政治上建立“大一统”，在人群中推广“同心圆”，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经济与市场空间；其规模程度与周期频率、经济活动与科技成果也都是越来越大，终于打通全球、启动世界。

另一方面，正因为近代以前的各地人群皆囿于本土的生态环境，所以除了某些热带地区，都难免遭遇“马尔萨斯危机”（人口与生态的严重失衡）。尽管如此，比较起来，唯有中国是高度文明与发展的迤逦起伏，而其余世界——特别是欧洲——则都是在原始层面上重复着生灭轮回，而无发展与和平。

近代以前的欧洲经济史，就像克拉克（G.Clark）教授所说：“经历了第一个和最长的‘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是从公元前13000年到公元1000年，人们徘徊和动荡于生存线的上下；用霍布斯的话说是‘贫穷、厌恶、野蛮和短命’……决定性的突破开始于中世纪后期……”^[62]

欧洲及世界的近代化主要是在中国被提前准备和充分酝酿的。英国历史学家阿梅斯托指出：为了确定谁是第一个近代国家，西方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英国、法国、西班牙或荷兰，甚至立陶宛？然而，中国已展示近代化的关键要素，有许多世纪了！——国家主权，中央政府，集中任命的管理层，一致性的行政制度，统一的法律、货币、度量衡，便捷的内部交通和由选贤任能所构成的文官政体，它使贵族专权和封建割据成为不可能。省级长官代表皇帝来伸张正义，行使法律，收集赋税和监督治安；他们被甄选于科举考试，其内容是儒家经典和策论时政，德行与能力尤其作为升迁的标准。

归根结底，促成人类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首创因素，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加速和扩大交流的纸与印刷皆是中国的发明。火药亦然，若非如此，就不会有军事革命；后者形成基于热兵器的武装力量，一改游民部落淫猎定居文明的老皇历……若非如此，也就不会有近代民族国家，后者即诞生于军事革命……工业化必须使用鼓风炉和煤，两者都源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纸币，这又是西方借鉴于中国的。征服海洋所依靠的是中国的导航仪和造船术，这个西方人庆贺他们所具有的冲击世界的伟大思想，在中国尤为久远。像科学一样，金融、商业、交通和战争——它们构成了塑造现代社会的革命因素——都应当归功于中国的技术和思想。西方全球霸权的兴起是中华文明及其发明的长期积累的结果。^[63]

我们现在来阐述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源泉。

阿瑟·赖特教授引用张之洞所言“现代经济理论早在《礼记》和《大学》中就已出现”。^[64]当然，西方近代经济学在中国既有经学源泉，又有子学源泉，后者包括管子、老子和司马迁等。

根据诸多经济学家（杨瑞辉、侯家驹、桑田幸三）的研究，亚当·斯密大体上是“祖述”司马迁的思想而成就其学说的。^[65]

当你对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阅读司马迁的经济专论，就知道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基本上不是原创的。司马迁写《货殖列传》冠以老子之言。老子尤论“自由竞争”和“自然均衡”，例如：“我无为……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引用《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研读《史记》的相关文字便可发现，在这里，西方古典经济学已是一应俱全、炉火纯青，其不外乎如下10点（请注意引号中司马迁的话）：

1.重商主义：“……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2.私利动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3.拜金主义：“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4.追求利润：“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www.daowen.com)

5.发财致富：“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

6.自由竞争：“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7.经济周期：“……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

8.价值规律（价格波动）：“……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9.放任政策（无形之手）：“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自然之验……”

10.体制优劣：“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分别是：自由放任（因之）、政策奖励（利导之）、宣传教育（教诲之）、计划经济（整齐之）、国家统制（与民争利）〕。

关于亚当·斯密与司马迁有无直接思想渊源，学术界颇有争论，莫衷一是。香港杨瑞辉教授认为，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的著名信条，贯穿于其《国富论》（1776）之中；而早在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已首创相关理论。司马迁在价格机制中阐明“无形之手”尤为深刻。两人的分析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即典型的中国的自然秩序。他们应用相似的概念得出相似的结论：政府干预应该适度。更耐人寻味的是，亚当·斯密可能通过杜尔哥和两位访问巴黎的中国人，获取中国的相关知识。^[66]

反驳的学者们提出，亚当·斯密的价格机制形成于1764年他去欧洲之前。^[67]

我们认为：

第一，在欧洲启蒙时代，巴黎是文化中心，也是东西方汇聚之地，在那里产生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欧洲第一个经济学派——重农学派（其领袖魁奈号称“欧洲孔夫子”）。亚当·斯密在学习和研究时，不能不吸取这方面的信息。

第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同乡和挚友大卫·休谟，是撷取中国文化的枢纽性人物，在哲学方面上承莱布尼茨，下启诸多欧洲后生；在经济学方面，令亚当·斯密受益匪浅。^[68]

第三，亚当·斯密于1764年去法国，面见重农学派人物，不能不增进其经济学和《国富论》。

按照雅各布森（Nolan Pliny Jacobson）教授的观点，在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重要学者都在促进“东方影响西方思想”；而在苏格兰则是休谟和亚当·斯密，后者的“无形之手”和同情心理，酷似道家所论——合理调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休谟的人性论源自《孟子》，而亚当·斯密则推崇休谟的这个思想。马弗里克（Maverick）说，孟子的博爱思想影响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魁奈的著述。魁奈通过在华耶稣会士吸取中国哲学，而形成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休谟与魁奈有许多次深谈，在这期间，休谟的密友亚当·斯密正在构思《国富论》。魁奈逝世后，他的理论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核心。苏格兰学派的另一个法国同仁杜尔哥，同样是基于中国哲学而著书立说的。^[69]

所以，历史学家派格登说：“在19世纪，彰明昭著的自由放任经济学（laisse faire economics）……这个概念通过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追溯到中国。毋庸置疑，中国是魁奈的楷模。”^[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