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主导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向，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历史最久、最为公平合理的科举制度，在19世纪被引进于欧美诸国。然而，在法国，一方面，孟子思想和民本主义，被偏激化地用于血腥的暴力革命——反宗教、反暴政（18世纪末法国革命，对特权家族进行肉体消灭）；另一方面，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即社会保障）。法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在革命之后仍连续动乱八十年之久。

对待西方民主，决不可轻信其“善”。从文化理念上讲，它背离了“母亲文明”的原旨。中国文化是行王道，而非霸道；是天下观，而非国族观；是君子尚德，而非利益取向。从历史实践看，1945年以前，西方各国都是不断地发动战争与扩张，殖民掠夺，灭绝土著；都是通过牺牲外部世界，来实现其内部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霸主（美国）整合西方（西方阵营），而以欧亚大陆的东部承受“西方原罪”为其存在条件，再以深度挖掘地球生物圈的“高消费、高技术”作为西方文明与民主继续存在的代价。

概言之，欧美文明及政治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

西方政治及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大倒退。略论两点如下：

第一，从时间上讲，欧美政治及民主是和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的国家政治属于同一档次的，都是“战国式”和排他性的民族国家，而低于后世的中国传统政治——和合性与包容性的、并且带来“天下太平”。^[55]

比较近代早期的西方与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美国诺特丹大学教授许田波写道：不仅在国家关系方面，而且在国家—社会关系方面，古代中国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是相似的。古代中国发展了主权领土国家、官僚化管理的中央集权、行政统一和国税制度。官僚集权管理是近代或西方的一种设定。顾立雅（Herrlee Creel，曾是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强调：“把两千年前就已存在的中国政体，与高度集中管理的现代国家相对照，就会出现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最显著的相似性。”区别国家与君主，把公共管理与世袭爵位分开，基于客观的功德标准选拔和晋升官员，普遍的和公正的公开法规，人口注册与统计，税收和开支的中央预算，大量统计和报告，直接统辖的能力和其他的管理机制；凡此，在中国都已完备，领先于欧洲两千年……社会—国家的必要条件是法权、开明思想和福利政策，它们在欧洲的土壤开花之前很久，在中国的田园就已成熟。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国在许多关键方面惊人地相似于近代早期欧洲。^[56]

实际上，近代西方的国家政治是模仿中国建立起来的。许田波教授又说：普鲁士……集权官僚制起源于别处……普鲁士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统一税收和阶段性的人口普查，这在欧洲是罕见的，而在中国是常情。在欧洲人航行到亚洲之后，耶稣会士刻苦地了解中华文明，他们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印象深刻……耶稣会士来华使团的先驱者利玛窦的著作，到1648年为止已被翻译成五种欧洲文字。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到来之际，恰值欧洲的改革者面对其政治难题。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吃惊地感到，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已有同样的困心衡虑、已有同样的革故鼎新。（两千多年后）中国对普鲁士的影响尤为强烈。腓特烈·威廉爱读有关中国的书籍，他资助对中国的研究……欧洲第一次书面的文官考试发生在1693年，顾立雅相信：“这个灵感来自中国。”顾立雅说，在中国，以客观标准来选拔官员始于公元前4世纪末（战国时代），而书面的文官考试始于公元前165年（西汉）。如果普鲁士模式至少是部分模仿中国，大多数和古代中国相似的（欧洲制度）就不那么奇怪了。^[57](www.daowen.com)

第二，从性质上讲，欧美文明及其民主政治都是悖论，因为若非冲击和牺牲外部世界及地球生态，它们则是不可存在的。

许多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中国人都把《人权宣言》和欧美宪政敬若神明、奉为圭臬、却鲜知其弊，且罔闻史实。凡是违反“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原则，讲人权，讲普世价值，必然造成人祸（转化为西方的受害国的内忧外患）——人性解放亦导致“原罪爆炸”，从而殃满世界，物种渐灭。

西方的任何理想（从基督教到现代文明）一经落实，无不损人利己，哪来正面意义！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怎样带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呢？是以灭土著、拓西部为其实现的条件！法国《人权宣言》紧跟着长期动乱，全靠殖民扩张为之缓和（包括多次对华战争）；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两百年间，它是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英国）。所以罗素说：“所有现代白人国家都在理论上有一套高尚道德，但在现实中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况从不发生于传统中国。”^[58]汤因比也说：人道兼爱与四海兄弟这些宗教美德，在西方民主的实践中却表现为“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59]

西方政治在精神上是基于人性的堕落（原罪、性恶）——儒家的“人禽之辨”以下（人退化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它不要求个人修身和社会从善如流，而是放纵原罪，让社会从恶如崩（矛盾及祸因乱源转嫁于外，剩下来的就是理性）。就像休谟所论证的，现代西方政治在精神上是基于“原罪”的。人蜕变为“禽兽人”（哥特-日耳曼式的原始野蛮性），并且传染给了整个人类，^[60]而使五千年来的文明开化、修身教养毁于一旦。如此蜕变，使人成为有条件的理性动物、无条件的非理性动物。所谓有条件的理性动物，就是当外部世界可被它宣泄矛盾和劫掠财富之时，该社会内部就会自然而然的理性化（美好的制度应劫而生）。否则，社会内部——主要是西方的受害者——就成为非理性的禽兽之域。

上述“禽兽人”的内部佳境或“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凭借地缘政治的客观优势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由此战争与霸权乃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