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代……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34]——钱穆

儒家，贡献于结束先秦的封建主义，并在秦汉之际促成了废除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从而使那免于阶级差别的大众教育扎下了根，社会正义由此开始。自从那时（汉朝），中国就是民主的。^[35]——《世界宗教读本》（伊恩·马卡姆主编）

近代以前的欧洲，不存在产生民主的土壤，那是个相争相害、时生时灭的“霍布斯邦”，若非“神权禁锢”，则必屠戮殆尽。既没有生命权，也没有追求“现世生活”的权利。

在中古与近代之交，西方需要建立世俗制度和人本政治（民族国家的体制），它的第一步是由“神权”转向“人权”，这一过程的物质前提是四大发明，再加上西方人依靠中国技术霸占美洲、劫掠世界，从而使欧洲内部变得宽松。它的精神条件是儒家“启蒙欧洲”——非宗教的西方“人权”是源于无神论和自然法的儒家（宋明理学）。欧洲的“自然神论之父”爱德华·赫尔伯特援引儒家思想佐证他的理论。近代西方政治形成的关键是：中古西方“神本”→自然法（儒家“自然哲学”）→近代西方“人本”。

“天赋人权”的思想来自儒家。^[36]成中英和尼古拉斯·布宁推测，儒家通过洛克启迪了欧洲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37]再者，鲁德尔曼教授写道：就像多兹利（Dodsley）一样，伏尔泰说出了他理想的宗教观，是以……东方圣人为奥援的。伏尔泰和其他哲学家一道，在中国的宋明理学中发现了伦理自然神的理想原型，它是一个非教派的自然神之信仰，即主宰万物的自然规律。伏尔泰特别着迷于中国在开明和稳定政府之下、在学士和宗教宽容之中的理性制度，它重视伦理（为仁由己、自我拯救），而独立于人神的信仰，伏尔泰希望用它们来取代基督教欧洲的神权制度。^[38]

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的科技、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及其相关制度的原创者或发明者。近代以前的西方，它的“俗世文明”和制度的内容几乎为零。诺思艾奇说，历史中国是“现代制度的祖先”（ancestors of the modern system）。^[39]18世纪的一位欧洲学者宣称：（作为）一切立法、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之准则的自然秩序的概念，若不是从孔夫子那里拿来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40]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最久、最大的政治中心。中国历朝每每带来逾百年和泛世界的“天下太平”，其宏观管理的有效性都远远超越它们自己的空间，如此的体制示范及影响都远远超越它们自己的时间。

在谢和耐看来，中国传统政治及其管理功能，简直就是人类社会中无与伦比的奇迹。他写道：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一种统一的行政制度能够在如此早期便延伸到如欧洲幅员的广阔地域，而其居民的多样性亦堪与欧洲相比，这确实令人惊讶，值得一书！

请想一下米拉波就1789年之前的法国发表的言辞，他将其视作“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而中国则是这样的国度：它最留意系统安排自己的空间，如道路、驿站、粮仓、城池、御敌围墙、河水调节、水库、运河等。中国政治功能发达，而且大大高于其他功能（军事、宗教、经济等功能）。这是中国最显著的特点之一……(www.daowen.com)

从来没有任何僧侣、任何军事集团、任何商业阶层能够在中国僭取政权……在中国我们见不到人的秩序服从于神的秩序……它表达了一种极为卓越的政治行为方式，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有人以为早已揭开了纯粹独裁政权的假面具，其实不过是自己的误解而已。^[41]

中古欧洲教俗对抗、四分五裂、内争外斗，而广土众民的中国则大体上是政通人和、整齐划一、选贤举能、推广和平、“中天下而立”。所以，17—18世纪的欧洲人把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楷模和标准，并且按照它来建立他们各自国家的制度。我们再摘录西方文献如下：他（利玛窦）在中国发现这个比欧洲还大的国家被全部组织于统一的权力之下……中国可以向欧洲人提供某种与理想国家相似的内容。17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迷恋中国的形式。^[42]

中国吸引了那些反对英国政治中的唯金钱论者。因为他们把中国视为一种理想国，即经过有关伦理知识的严格考核之后，根据每个人的品德而选择官员来行使政府职权。为什么英国不能这样做呢？^[43]

在18世纪时，越是接近……法国危机的爆发，兴趣的中心越是向政治转移……中华帝国以其前所未闻的财富与法兰西的贫穷相对立。这种运用中国楷模的做法……也不是法国所独有的。荷兰使节纽霍夫……赞叹不已：“啊，王公们！我可以保证，如果按中国人的模式行事，那么你们甚至会从最低层找到某些人，以向他们传授美文学。你们会从他们之中选拔大臣……”

人们取得了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可以衡量欧洲社会弊端的标准。人们特别赞扬其政府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和会考制。这一制度首先被英国运用于其文职机构中，后来在整个欧洲都取得了成功。^[44]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等理念的故乡。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指出，中国文化在17—18世纪的法国导致了“精神的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他还说，“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杰斐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西方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等，皆源于儒学。^[45]

伏尔泰对中华文明全面赞美：“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人类智能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46]

不少西方学者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受中国观念激励的运动”。^[47]戴密微说：在18世纪时，由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学者们的活动，使欧洲感兴趣的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了，而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但欧洲的思想阵地最终还是以最为激烈的方式感到了中国的影响。那些认为中国曾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的“启蒙哲学”……实在不乏其人。^[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