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兴起之前，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人们探源欧洲科学革命的种子……很容易地想到中国的那些发明。^[25]——史蒂文·丹瑟

重申一下，科技与发展都是“悖论”。在近现代是“间接悖论”：人们拥抱“全球性生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着颇大的自由空间和发展空间，即使强烈的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局部损坏，一般也不会危及人们的生存；而在近代以前则是“直接悖论”，因为人为所导致的自然的反弹或报复，都会径直地否定生存（自然本身是“局部损坏，总体修复”）。所以，现代科学或西方思想若是被放到古代，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近代以前，唯有那禀赋“道的智慧”的中国了解自然的脾性，与之和解、和合，从而“顺势而为、顺天应人”。所以，唯有中国才能做到，可持续性地发展经济与科技，贯通古今、联通世界。

李约瑟说：“在公元最初的14个世纪里，中国向欧洲传播了许多发现和发明。”^[26]谢和耐阐述近代西方引进中国物质文化：17—18世纪自中国引进不少在欧洲尚不为人知的植物……西方采用活动簧片乃G.J.沃格雷之功（簧片成为簧风琴、口琴、手风琴的基本装置）。他曾有机会去圣彼得堡考查中国的笙，还借鉴过其他事物，如……簸扬机、船上采用的密封舱装置、丝蚕养殖、瓷器制造工艺……1675年，一个俄国使团要求中国派工程人员至俄国修建桥梁。^[27]

……铁索桥大体起源于四川与汉藏交界地区，自600年起便在中国使用。但欧洲于1741年才建成第一道铁索桥，由奥地利建筑师F.埃尔拉克（1656—1723）提议建造，埃尔拉克公开声言，曾受中国式样的启发……关于磁的研究与学术纯粹由中国人所创。中国了解极性、感应、顽磁性、磁偏角比欧洲要早得多……18世纪欧洲极可能已受其影响。^[28]

莱布尼茨，这位亲华人士已走到科学思想最新发展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自16世纪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就其现代面貌方面与中国概念相符（磁学、力场观念、微粒旋风思想、波传播观念、组合逻辑、有机整体与机体自我调节观念等等），这些皆为西方传统所无。^[29]

在科学上，希腊思想是一种被伪造的“近代理论”，它是在中国改变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才被奉为至宝的。在科学—工业革命之际和之前，被伪造的“希腊科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在其后，西方中心论就把“科学革命和塑造希腊联系起来了，并宣称近代科学完全起源于欧洲自身”^[30]。亦即，凯瑟琳·米尔恩所说：特别是在19—20世纪，当历史学家们开始梳理西方中心论的科学史的时候，他们典型地提升了古希腊思想家的作用，诸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希波克拉底和德谟克利特，当然还有亚里士多德。^[31]

但近年来，诸多的西方科学史家有这样的共识：中古与近代之间，欧洲的实用技术主要是中国的，科学理论主要是阿拉伯的，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科学革命的内容；而后，中国的“有机自然”的科技思想，又进一步启迪西方科学界，从而对科学—工业革命，及其两个中国来源（实践与理论），进行了“新的综合”，这才会有西方现代科学的。这就是说，中华文明的物质与思想的成果，不仅奠基近代科学与文明，而且启迪了现代与后现代。

对此克拉克教授写道：根据李约瑟的研究，许多被认为是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的技术成就，实际上是先前的中国影响所致，它们构成了始于文艺复兴阶段的近代科学的重要方面……至于科学思想，中国是超前的……李约瑟强调这一点，即中国自然哲学与（西方）后古典物理学的相关性。现在和将来形式的科学，都是建立在有机哲学之上的，后者源于注重内在关联的中国哲学。玻尔和卢瑟福等人超越牛顿所达到的造诣，中国古人早就“有的放矢”于此。李约瑟的颠覆性的目标，是利用中国科学史来批判伽利略—牛顿模式，并且借助于新儒家（宋明理学）来构造超越西方机械论的有机综合体。(www.daowen.com)

自那以后，物理学摇摆于原子机械模式和有机整体之间，因为许多有影响的思想家已经发现，中国和印度的自然哲学是明显超前的。②

换言之，基于中国技术的近代科学（以牛顿力学或机械论为代表）是最典型的“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作为修正，20世纪出现了“有机自然”的科学观，这是受到中国思想引导的。

关于中国思想对西方科学的影响，谢和耐说：中国的启迪……极有可能推动现代科学思想的形成……中国思想的另一个基本特色是普遍自发秩序的概念，凌驾于直接机械行动概念之上。莱布尼茨热心研读来自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报告，并与闵明我神甫通信。他把世界视为由无数小机体构成的大机体，并以此思想代替那将世界看作是一部机器的思想。这种“单子论”的终极观念，远离西方原先的传统，就其单子的等级与预定和谐，令人不禁想起新儒家关于“理”（普遍秩序的内在因素）……“理”表现为宇宙万物的所有层次上，使得在大统一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部分“理”，没有既定方向也无须机械推动，便自然而然参与宇宙的秩序。神学唯心论与原子唯物论之间的尖锐对立，一直支配着整个西方思想。莱布尼茨得以成功地解决这一对立，其凭借的观念恰与华夏世界普遍接受的观念相通。西方世界必须放弃追求事物之外的现实，舍弃在其思想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自然与生物由一个机械及其操纵者，即由躯体与灵魂构成。西方还必须接纳中国人的观念，即认定事物本身已包含全部现实及其微妙奥秘。只有这样，科学思想才能发展起来。^[32]

表解　近现代的科学：源流与形成、问题与修正

现代科学纵然是古今中西之融会的产物，其建设性和生活面是属于中国文化的，而它的客观性、割裂性、非我性和非生命性则属于“希腊文化”（近代西方）；至于西方科学的爆炸性和破坏性以及无所制约性，应该是伪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的谋和之作。所以法国学者瓦莱里也说：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足以无限扰乱地球安宁的方法”，尽管他们“不敢为天下先”^[33]。

难怪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未能发生于历史中国！华夏圣贤确实担忧人类自毁。他们如此保守和迂腐，与其说是杞人忧天，不如说是悲天悯人；与其说是悲天悯人，不如说是唯恐天诛地灭；一句话，在打破世界与自然之和谐方面，传统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道德经》曰：“不敢为天下先……舍后且先，死矣！”又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试想，假如中国古人采取西方模式，那世界大战岂不会提前千百年！人类还能存活至今？华夏圣贤把发展与科技皆融于和谐大道，进行中庸调控，对其“发而中节”，使之“利而不害”。儒经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旨在“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尽管中国的物质文明冠于世界历史，但华夏圣贤对待“硬实力”却很谨慎，发而中节或备而不用、厚积薄发或后发制人，他们总是顾及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例如《易经》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后一句喻，中华不可用其诸多发明去征服世界；前一句喻，中华要为全人类及生物圈进行“文化保险”。控制技术滥用和“科学的爆炸性”，是文明母亲的天职！今人能理解古圣贤的一片苦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