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传统科技产生于“道”

今人时常错怪祖先，说中国古代轻视科学、数学和逻辑（例如说科举考试缺少这方面的内容），这都是由于我们的思维局限、因而不懂得“古今之变”的缘故。首先，在历史上的中国，这些知识都是融于生产实践之中的，它只是工具；而且，中国古人总是将它们置于整体性的“道的智慧”之下，让其发挥“正能量”，而尽量化解其危害性。其次，假如中国古人也像今人一样的崇尚科学，那么，他们不仅得不到科学，而且会自取灭亡。这是为什么？因为近现代是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人智”的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在往昔是不可能的。历史上的社会或文明必须“自我消化”科技和相关知识的负面影响，其难度不知道要比发展科技本身大多少倍！

例如，把火药用于国防无疑是很有效的，但从长远来看，一旦传播开来，战争和武器就会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不断升级；而且不管波及多远，它们都会以递增的破坏力，顺着地形倾势与生态落差，汇聚到相对富裕的河谷平原，而摧毁文明本身。所以，一定要把科技发明融入“整体关怀、有机关联”的智慧之中；这样一来，科学、数学和逻辑以及科技百科（百工），就不会成为显学（而是“道的智慧”的附庸）。

传统中国在战争中也曾大量发明和使用热兵器，它应该是近代西方的军事革命的源头。然而历史上的中国，不得不在这方面有所限制，而不让其国家或文明迈向“战国式”的军国主义。关于宋明时期的“火器革命”，德国学者康拉特·赛茨说：“并非像我们中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只是用火药造爆竹。其实不然，他们用火药造了一连串的火器，如能够用投石器抛向敌方的火药包、火弹，还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弹和火炮等。……第一架真正的火药炮应该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1]

在近代以前，如果没有驾驭和保护科技的智慧（“道的智慧”），那就不可能拥有科学与文明。因此，即使把西方式或希腊式的思维方式放在古代，它也毫无用途，反倒是祸害。

（乙）“古希腊”无助于科学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定“希腊源头”的西方主流学界，很多学者也都承认，古希腊对于近代科学及工业革命没有做出贡献。例如英国哲学家与科学史家威廉·惠威尔（1794—1866）在高估“希腊科学”的同时，断言近代科学的源头既不是古希腊，也不是中世纪。他说：

“我们现在特别考虑，古希腊的科学活动和欧洲近代科学之间是被断开的，那是一个长期的荒芜期（barren period）……中世纪……是在这方面昏睡的。^[2]

“虽然欧洲思想不断活跃……需要逐渐驱散中世纪的知识阴霾。到15世纪，植物学还没有接近科学形式，大部分的主题文学都是希伯来（神学）的。”^[3]

惠威尔所提的“荒芜期”，在当代科学史家沃伯特那里，得到了解释，即：在希腊科学被建立和它的繁荣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的断裂，其首次繁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从阿基米德到伽利略之间的中断期是几乎1800年。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得活跃于罗马兴盛之际，罗马人受希腊文化影响，但他们对希腊的科学成就并不太感兴趣。科学和哲学被置于很低的地位。^[4]

那么，近代科学到底是不是“希腊科学”的复活呢？汤因比说：物理学的先驱们否认他们是在“古典”的影子下开拓这项科学的。^[5]实际上，近代早期杜撰的“古希腊”不仅毫无益处，反倒是科学进步的绊脚石；只不过是在后来，它被精心包装为“西方优越性”的一个招牌而已。

在近代欧洲，中国文化是科学革命的正流，而经院哲学和前不久被造出的希腊思想则都是逆流。

迪谢克教授指出：文艺复兴的哲学家布鲁诺拒绝亚里士多德的模式……中国有机关联的宇宙观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哲学很接近（后者实际上也是源于中国。——引者）……16—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诸如布鲁诺和弗拉德，犹如我们自己一样，并未觉得中国宇宙观是异端的思想……中国有机关联的宇宙观和文艺复兴的赫尔墨斯宇宙观肯定性地贡献于真正的科学技术。开普勒将其理论化，从而认为是磁力，而非我们所称的重力把太阳与行星维系一体。上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同样引导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的发展……^[6]

（丙）逻辑也会成为谬误

杨振宁提出，《易经》和《中庸》阻碍了中国科学（因为它们都是“非逻辑”的）。在我看来，这种执着于“死的方法”（线性、机械思维），并且还蔑视“活的方法”（有机、整体思维），是西方文化的一大弊端。正因为如此，西方不可能自己创造科学与文明，而只是千载难逢地遇到中国所赐的“天时地利”，折腾数百年而已。这也就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指出的“希腊思维”的缺陷。（他尚不知道“希腊哲学”是近代早期杜撰出来的，如此思维或哲学只有宣传意义，而无实际用途）。

谢和耐写道：按（照）希腊人……不管这些变化的事，因为变化的东西难以把握；而唯一不变的东西，是运用理性即逻各斯（logos）所达到的真理，也就是运用一种推理所达到的真理。其结果出现二律背反，把……不确定的、变化的、常常模糊的可感知世界的东西，与可认识的存在、理性、不变的真理，因而是永恒的、可论证的东西相对立……这个观念是中国思想所没有的。但相反的，在西方却具有特殊的地位，几乎所有哲学思想都在寻求现象后面的绝对存在，及利用理性可以论证的真理……我们（西方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天体不动的机械论，我们把这个观念一直保持到现代……^[7]

所谓希腊式的“逻各斯”，在17—19世纪的科学—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与实验科学格格不入，因而被作为教条主义加以批判和清除。^[8]

大家都很看重逻辑，有不少西方和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它是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关键。其实恰恰相反，在中古与近代之交，那被伪造的“希腊思想”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及其逻辑系统，很快就滋蔓难图、误入歧途，以致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出现近代科学。对此，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鲍斯玛写道：培根批评逻辑无法细微地接近自然，而且是劳而无功的企图；它所做的是建立和保持谬误，而非通向真理之路……

蒙田特别厌恶依赖逻辑的烦琐哲学，认为此乃无用的迂腐。他主张，知识应该服务于实际生活。培根认同（逻辑）对事物讲原则是第一，对自然则是最高的泛泛而谈，无关乎人类福祉……蒙田痛惜这些无用的知识……他注意到“古典智慧”全然不能造福今人。

对烦琐哲学的鞭挞，主要集中于（对教会）奴颜婢膝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林琴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以仇视它而著称，其建立者费德里科·切西亲王（Prince Federico Cesi）誓言：“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战斗到底（Fight Aristotelianism all the way）。”“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已闭上眼睛，把自己埋没于古代作家的黑森林里，而不是使用他们的感觉器官去寻求真理。”(www.daowen.com)

伽利略指责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意淫哲学、心悖真理。他说：关键的是“我们都企图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他永不知道、也不能发现的真理”……帕多瓦大学是反亚里士多德的堡垒，虽然这里也有其信徒。法国……蒙田说他（亚里士多德）是“教条主义之王”。^[9]

逻辑仅在如此的情况下很有效，即：对于已被控制的物体（“死物”）进行有效处置；或者对有把握的事设置某种程序守株待兔（已知对象一定如此，例如针对现代犯罪的城市监控系统）。逻辑对于创造性，或者对于“活物”（战场、情场、赌场等）几乎没有什么用。所以爱因斯坦中肯地说：“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他又风趣地说：“万有引力可无法对坠入爱河的人负责。”

《易经》是处理“活物”的高级思维（确保万物众生之共存永续），它不拘泥于“定式”。《朱子全书·易》：“要在看得活络，无所拘泥，则无不通耳。”那就是《易经》所云：“……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中“不可为典要”，即不拘泥于僵死的公式（逻辑）。反之，在对待“活的事物”或在进行创造之时，拘泥于公式或逻辑，那真的就是守株待兔、刻舟求剑了——俗话说“闭塞眼睛捉麻雀”！

逻辑和数学等都只是智慧的工具，如果把它们当作智慧本身，那很是愚蠢的。美国数学教授约翰·保罗说：数学的抽象性是许多聪明人的一大障碍（The abstractness of mathematics is a great obstacle for many intelligent people），因为这样的人擅长分析细节，却强烈地抵制总体考虑。^[10]一个过于强调逻辑与数学的文化显然缺少智慧之根，也不可能有其自身的知识传统。虽然逻辑、数学和科学等在今天是自成体系，但追本溯源，它们在历史上只能诞生于“元一的道”之中。白晋和莱布尼茨讨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逻辑系统都是源于伏羲的《易经》架构。^[11]

（丁）基督教的“巫术科学”

那么，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在之前的百余年里，西方思想界对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既然如此，那只能说是“从天而降”——就像怀海德所称，近代科学来自上帝所赋予的人的“天性”（第二本能），进而寻根于基督教。

于是，西方学者便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里，挖掘“科学源泉”。例如沃克·柏西这样说：像怀海德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兴起绝非巧合；它不是来自爱奥尼亚形而上学，不是来自东方的婆罗门、佛教或道教，不是来自南方的埃及或玛雅，而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心灵。虽然伽利略与教会冲突，但如果不是他身体中的信念事先附在现实与价值以及万物的秩序上，那他岂会含辛茹苦地研究木星和自由落体运动！^[12]

基督教与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显然，在科学—工业革命之后，基督教是科学转向“性恶”、从而破坏生物圈的“原罪”，这正如林恩·怀特所论“基督教是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3]但在之前，基督教都是反科学的。例如“在西方基督教千年里……知识不见踪影……第一所大学被建于1211年，其旨趣和圣职审判相一致，专门对付异端与革新”^[14]。

在中古与近代之交，基督教和它所伪造的并与之同流合污的“希腊思想”（亚里士多德主义），则都是进步的障碍；以致“当粉碎了……基督教神学与亚里士多德‘科学’的综合（桎梏）的时候，近代科学才通过哥白尼的观念、开普勒的运算、伽利略的观察和牛顿的洞见，脱颖而出”^[15]。

更有甚者，曾有人钻牛角尖，硬是要在中世纪欧洲这个“科学荒漠”（scientific wasteland）^[16]中，挖出西方的“科学源泉”。他们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进化模式。

卡伦·乔利等批评道：从巫术通过宗教而到达科学这一“理性的进化模式”出现于19—20世纪之交。就某个方面而言，“巫术→宗教→科学”的观点是早期欧洲的知识历史的产物……到现代阶段，它受到伪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影响。

然而，原始性的巫术的思想又是欧洲人通过殖民者与传教士与土著接触的产物。殖民者与传教士基于欧洲的标准来评判发展阶段，他们把那些非城市、非文字的社会视为“幼稚”和“原始”；断定那些非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都是巫术，而非宗教，这就令人联想到欧洲的“黑暗时代”……非西方的土著文化与近代以前的欧洲的一致性反过来证明中世纪欧洲是“原始的”，（因而不可能产生科学）……^[17]

实质上，“巫术→宗教→科学”与寻找近代科学的“希腊源泉”一样，都是思维的陷阱——侥幸成功之后的暴发户之想当然！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拥抱“科学与文明”，是由于其客观的“海洋性”的地理环境的缘故，幸运地被纳入中华文明的“运动轨道”，而且恰好进入了“快车道”（海洋时代、世界联通）。

现代西方的文明主体及其各个方面，包括自由经济和哲学，特别是那最能代表西方优越性的民主与科学，都是华夏赐予。

附文：《中国对西方的礼赠——物质文化》（美国教师读物）片断：^[18]

中国的东面临海，西部及西北有荒漠，西部及西南是高山和丛林。她看似与世隔绝。但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已突破地理屏障，开辟通往外部世界的商道……交流物质、技术和思想。整个中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保持着联系……中国从未像我们所想象的封闭……在两千多年中，物质与思想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交流……这里所讲的是在物质上的中国对西方的礼赠，此种贡献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探索思想的异域交流是很难的；探索文明中心与外界的物质交流，则相对容易。中国给予其余世界很多思想与理想，同样给予其物质成果和科技发明（发现），诸如丝绸、瓷器、茶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漆器、机械、植物、风筝、棋牌等，此所涉及甚少……

假如没有如上所述的中国贡献，我们西方不知道有多么穷困！

就像玩牌，它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乐趣。别的，如瓷器，给予我们以有效的服务与艺术鉴赏。当然，很多其他的中国贡献，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奠基我们的文明。例如，倘若没有纸与印刷，西方人依旧生活在中世纪。倘若没有火药，世界虽然免受其害，但欧洲的盔甲骑士仍是盘踞城堡，因而我们依旧生活在“黑暗时代”。（如果没有历史中国的大型公共工程的启迪），不可能有巴拿马运河和胡佛水坝。最后，若非指南针，欧洲人“发现美洲”这件事可能至今未发生；这件事提升了欧洲的物质与知识生活，开拓未知领域，也包括我们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