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学的“法眼”来透视。

一切由心造。就精神而言，近代西方及欧美文明不是由人的“深层慧心”——天人合一、圆融有机——的智慧，所变现出来的；而是在东西方“因缘际会”的情况下，由他们的“妄动欲心”——主客对立、割裂自然——的妄心，所变现出来的。

既然如此，那它属于“五蕴六识”这个浅层次；由此，它就是“缘起性空”。这里，“缘起”可理解为东西方的“因缘聚合”，而“性空”则为：在本质上西方不存在其“自性”，也就是“三无”：

Ⅰ.无单独性：在人们能够利用偌大的地球生物圈之前，任何不具有“和合文化、和谐智慧”的族群，都不能单独“缘起”（从而产生科技与文明）；动辄自体毁灭，唯靠宗教窒息。

Ⅱ.无不变性：西方或欧美文明仅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暂时现象，即它是整体的“阴阳运动”中的一个“阳亢”而已；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回归东方，否则必将是“地球劫坏”。

Ⅲ.无实体性：所谓“西方传统”与“普世价值”都是虚妄的，其所标榜的个人价值与民主自由等，皆倚靠“可遇不可求”的客观条件；一旦“因缘离散”，则是“梦幻泡影”。查理斯·摩尔说：“西方文明的精神困境是由它太依赖人为的环境所引起的……人生幸福非倚靠外界条件而难以稳定。”^[103](www.daowen.com)

净空法师说，西方没有智慧，西学仅是“知识”。^[104]我们认为，西学和其他所有的“西方价值”有两个特点：Ⅰ.它们都是属于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剖析大千、索取万物，因而需要条件，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Ⅱ.它们都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成就和现代忧患——“西学中源、西体中用”，因而主动权在中国这边——“中华不西化，西方死于霸”！

西方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理性”，是依靠对外制造“非理性”。后者在19—20世纪主要是由欧亚大陆的东部来说承受的。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与俄罗斯的“复振”，西方只好把“非理性”宣泄于中东，企图从那里穿透“多极世界”；但由于“地球村”之紧密相连，如此“非理性”很快就（化作恐怖主义）波及西方自身。另一方面，随着各种优势从西方转回中国，西方必将重返“霍布斯邦”（非理性对内，自体破坏）。

西方没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来创造和保持文明。其所谓的制度、文化和宗教优势都是基于这样的“空中楼阁”，即“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这也就是以叫嚣“文明的冲突”而著称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数十年前供认：西方赢得世界并非依靠文化、宗教和制度等“优越性”，而是凭借“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105]后者即：组织力与动员力之最大化、个性化和宗教般的国族激情，三者的巧妙结合。它不仅在早先对那些相对和静的传统社会乃绝对有效，可谓“克星”；而且在20世纪，对那些在此方面“向西方学恶”，因而也掌握了“有组织的暴力”的东方国家，虽是遭遇“天敌”，却也能够显示“西方优越性”的价值强势（因为处劣势、占下风的“有组织的暴力”会是窒息个性）。然而不管怎么说，今天西方的依靠“暴力手段升级”的这项优势，很容易被它所引发的军备竞赛所抵消。

进而，西方的“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和其他一切优势，又都是基于另一个“海市蜃楼”——海洋地缘。如此地缘政治的优势能够决定性地支持西方文明，但也不过是五百年左右。不久将来，这个最基本的“西方优势”就会被中国的“陆海有机之地缘政治”所淘汰了！^[106]

因此，尽管近代西方初兴时，号称“太初有为”；^[107]但它终究如佛经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