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文明的方面，中外迥异，其文化（宗教）尤为截然不同；但是，文明的首创则是“元一”（老子曰“昔之得一”）；即：文明需要“东方圣智”（天人和解、和合），来与自然“默契互动”（天人感应、感通）。

如果文化（宗教）不是“元一”，甚至是相反，而与自然对立（如犹太—基督教“一神教”和近现代西方及“古希腊”）；那么，它们即使有文明，也是次生、它生，而非始生、自生，或是被杜撰的。

相对于中华文明之始生自生与可大可久，那些因缘际会的次生文明（文化、宗教），既是寄生或衍生于真文明，又是背“道”而驰。后者指其脱离历史的周期律（人与自然契合的有序运动）、因而是反自然、害生态和非生命的。^[100]这类次生“文明”虽是喧宾夺主，终将物极必反：要么返回“前生命的状态”——人类自毁、地球劫坏；要么返回“历史的周期律”——剥极必复，贞下起元。

人和他的成果无不是基于那慷慨而又脆弱的“自然赐予”。据此，由于西方没有与自然“和解、和合”的智慧，没有“天人合一、天道化生”的思想；所以在近代以前，西方人根本不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于天地间，相反，他们总是处于充满人祸或宗教窒息的状态中，哪里还谈得上创造科学与文明！(www.daowen.com)

在16世纪之前，确切地说，在全球财源资源开始于倾注于西方之前；欧洲，由于其地表的生物量（净初级生产力）相对贫瘠，因而天人、人我关系皆是高度紧张；所以，缺少“天人合一”思想的西方人，不能“立于天地间”。相反，近代以前的西方人实际上是在宗教窒息或人神火拼的状况中，过着很原始、极悲惨的生活的。^[101]

《道德经》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天之道，化生万物而健行不息；人之道，顺势变易而利用厚生。西方并无此“道”（整体有机的生命智慧）——文明的“创生机制”，那它怎么能“开物成务”呢？

西方文化旨在宰割万物：或是算计自然，妄加剥夺；或是求神拜鬼，另外创世。在历史时期或史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此乃生命攸关（人类不能像今天这样的利用那超越本土的“全球性生态”）；在此情况下，如果人们不学会与自然和解，而是依靠西方式或希腊式的“与自然做斗争”的知识系统；那么，最多是一种原始性的生生灭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华夏奠基科学和连通世界之前，西方文化或希腊文明皆是不可能存在的。近代欧美幸运地作为东方的“道器合一的文明”之分裂部分，然后就像暴发户认祖归宗那样地追本溯源，树碑立传，^[102]旨在名正言顺地剥夺自然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