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身具有负面性。弗洛伊德等心理—哲学家认为，人（人群）会“有意识地”利用技术、组织和宗教狂热进行侵略，但从总体来看，这意味着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97]如果没有东方文化来驯服这种人的“负面性”，那么，人一定会如此；而且越是“文明”，则越是变本加厉。以致汤因比谴责西方民主是“部落意识、穷兵黩武”。^[98]

人本身是个“悖论”：一方面人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依靠它而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种不断地打破生态平衡与自然法则的“理性动物”；这个矛盾决定了人始终禀赋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99]凡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欲、人口、人为、人智——都是“悖论”：它们既是人的“存在要素”，又是人的“死亡驱力”。

大体上讲，人欲与人口属于第一本能（一般生物本能），人为与人智属于第二本能（智能生物本能）；它们都需要用“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加以处理，才能够成为正能量（建设性）。如果在近代以前，没有“道的智慧”，那只能总是在原始层面生生灭灭，而不可能出现“文明”。

鉴于除了中华民族之外，别的民族都不具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所以我们认为：仅就东半球而言，那些“有古无今”的文明几乎全是后来被杜撰出来的，那些“有今无古”的文明几乎都是被中华文明所派生的。近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基于中华的“尽精微而致广大”的成就，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以空间换时间”，而暂时不用考虑、不用处理“人的悖论”，后者却正在积累“人类终劫”。

“人的悖论”与他自己相始终，与文明进步共攀升。中华文明一直在为它自身、更为全人类处理如此“悖论”——它表现为两个主要的“文明悖论”：1.“科技与经济发展之悖论”；2.“组织与国家制度之悖论”。(www.daowen.com)

第一，“科技与经济发展之悖论”。人们通过科技与经济发展来缓解人口与生态的紧张，缓解人满为患与外患，但与此同时，却又在积累更深更大的忧患。发展与创新很快就会使国土生态超限，在此情况下，如果受制于“地理瓶颈”、而不能全民性的海外殖民扩张；那么，发展的“正能量”就会被“负能量”所压倒，它转化为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另一方面，科技的传播也会使外部世界的矛盾升级，以致出现大型的部落战争，反过来摧毁文明。

第二，“组织与国家制度之悖论”。若无组织与国家制度，则社会柔弱，而易被其内部与外部的暴力所吞噬；如果有之，则很有可能令社会与人民不堪重负。特别是，为了应对内忧外患和大型战争，需要“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政治机制”，但这又是很致命的双刃剑；就拿对外战争来说吧，如此体制很容易克服外患，然后呢？若无优越的地缘政治、从而能够因利乘便地征服世界；那么，难免是矛盾返内，以致这个“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政治机制”则开始凸显其负面性：要么集权膨胀而压垮社会，要么军阀割据而战乱不已。

因此，真正的文明需要运用“道的智慧”来化解“人的悖论”，保持中庸均衡。

现代文明似乎可以免受“人的悖论”的困扰，这是因为两点：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是“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后者贻害无穷，那也是将来的事。这反过来又说明，现代文明及其各方面都是“悖论”，原因很简单：“全球性生态”眼看就要超限了。难道现代的科学、民主、法治和生活方式等等不是“悖论”吗？它们都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则又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是会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说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分享优越的“地缘政治”（海洋地缘、海洋霸权或霸权联盟），那么，“正能量”大于“负能量”，则应有尽有；反之，“地缘政治”较差的国家，就会沦为受害者，因而“文明意义”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