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不是智慧文化（Western civilization is not a wisdom culture.）。我们（西方）文明的主旨不是获得智慧。我们是一场恣意冒险的竞赛。^[84]——美国哲学家马克·钱多斯

荀子曰：“知有所合，谓之智。”知识能够“和合”，才算是智慧。西方知识——包括它的科学和哲学——都是针对客观或外在的万事万物，所以不是智慧，而是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本能”（第二本能）。

国外学者提出“东方智慧与西方知识”或“东方智慧和西方科学”。^[85]净空法师亦复如是。^[86]但他们都只说了一半，剩下来的让我们自己体悟。其实，智慧与知识（科学）是“对立统一、一合一分”。按照熊十力，一切知识都是产生于“道器元一、体用不二、性智与量智之辩证”，^[87]而不可能是知识或科学自体生成；因为它是属于第二本能，是双刃剑，而倾向于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当然，我们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知识或科学脱离智慧，而自身繁衍和膨胀（例如近现代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爆炸）。

查尔斯·摩尔教授说：“‘东方智慧和西方知识’这种说法，远非正确或准确……从对中国的研究显示，这个世界最伟大的文化之一、最伟大的哲学传统之一，兼备智慧和知识……”^[88]熊十力指出，科学在中国早于臻于完备；^[89]他似乎怀疑西方——它没有“性智”（智慧），它的“量智”（科技）怎会缘起？^[90]

可惜，熊十力那一代人都不知道，西方科学源于中国。尽管如此，相对于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学术新朝，包括冯友兰和牟宗三的观点，都否认中国有科学或科技传统；唯独熊十力则深表异议，在西方学者提出“古代中国是‘发明的国度’”^[91]之前的许多年，他就有先见之明。

近代以前，科学与文明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智慧）的产物，而西方在这方面则应该是一无所有。

进而言之，西方及现代的以科学为主的知识系统，其特点是与自然做斗争——控制、利用和改造自然（乃至宰制一切“非我”）。但它不能通行于或单独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任何时空之中。换言之，西方科学仅是近现代的现象。乔哈里教授在其书中写道：

这就是说，科学是一个新现象……完全不同于所有的先前传统……在17世纪以前的历史阶段，不存在如此科学……另一方面，虽然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是一个新现象，在历史透视的意义上，没有人否定那些古代科学系统，乃至神秘、传奇、部落宗教和习俗，是许多近代科学理论的前奏。古代……中国等文明具有这种科学思想系统。^[92]

应该说，历史中国的实用科技既不同于古代的神秘与习俗，又不同于近现代的“天人对立”的科学观。后者即西方科学，它只是近现代的现象。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人关系是直接的、生命攸关的，那时的相对封闭的各地环境是不兼容任何双刃剑的知识的。

换言之，西方及其所称道的“希腊智慧”是与生态环境和生命进化水火不容的。在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间接的，它们可以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在数百年内还能以耗丧生态来创造“奇迹”；但其趋势是，导致星球的劫坏。在近代以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如此智慧尚未展开，则必玉石俱焚、自毁家园。所以说，西方或希腊的知识系统不可能存在于古代的时空之中的。(www.daowen.com)

对付自然的“希腊爱知”是与古代环境冰炭不容的，^[93]因而它只能存在于“人对自然占优势”的近现代，而不能存在于与之相反的前近代。

恩斯特·麦尔教授并不否认希腊哲学的实际存在，但他断言它与生态与生物系统不相容。他不知道如此“不相容”在古代，实际上是否定了主体的存在。恩斯特·麦尔说：

由于巴门尼德和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希腊哲学思想越来越抽象化于形而上学，同时，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加。它开启了在生物史上数学和物理学伤害生物进化的无数插曲。几何学旨在寻求不变实体——“理想的造型”……换言之，它带来要素论的发展。当然，此种哲学是和生物进化思想完全不相容的。^[94]

表解　缺少“道的智慧”，1492年之前的西方不存在科学与文明

仅从“柏拉图学院：不懂几何学的人不得入内”和古希腊的数学家都重视数学与逻辑这种情况，我们便可判断出，希腊哲学是被伪造的。因为数学、几何和逻辑等只是在近现代能够成为“显学”——由于它们改造自然的生态后果，被偌大的生物圈所承受、所平衡，在地球劫坏之前，人们可以享有其正能量（所以也就非常看重它们）。而古人则是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没有回旋余地与矛盾缓冲，在此情况下，如果强调数学、几何和逻辑等此类属于双刃剑的知性系统，那就等于是族群自杀。在近代以前，知性系统只能是在中国的“道的智慧”之下，被开发、被利用的，它不能存在于其他任何时空之中（除非由中国科技的传播引起的蒙古征服和欧洲数百年宗教战争）。

知性或“西学”都是起源于古代中国，却不是“显学”。正因为不是“显学”，大家便会误认为中国缺乏之。

德国哲学家保罗指出：“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被标签为（相对的）非逻辑的（illogical）……然而，所谓的‘欧洲的’或‘西方的’逻辑，亦即，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中国的’逻辑基本上是同样的，大部分的基础逻辑，诸如‘无矛盾律’，是普遍有效的规则……压倒性的实用证据显示（在中国）普遍的逻辑是存在的……数学的发展产生了中国的‘毕达哥拉斯定理’……”^[95]

莱布尼茨赞同法国数学家白晋的这一见解，即科学、数学和数理逻辑都是起源于《易经》。^[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