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两种本能，即：

第一本能——人的动物本能：饮食男女、生息繁衍、趋利避害、亲疏有别；

第二本能——人的潜在智能：反克自然、解放意欲、剖析大千、索取万物。

第二本能也就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可以无限开发的潜在智能）。康德和黑格尔称为“第二天性”（the second nature）。^[78]概言之，西方及现代知识体系，包括科学、数学、逻辑和科技百科等，都是根植于它。怀海德认为，科学产生于人探索自然奥秘的“本能的信念”。^[79]伏尔泰也说：“人有一种运用机械力学的本能。”^[80]

人的第二本能（人智）及其知识系统是利器——既是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又是灾祸和毁灭之缘由。所以，这个双刃剑必须被平衡智慧（和谐文化）所驾驭。

从理论上讲，人的第二本能可以无限开发——心想事成，无事不能，但这是有条件和代价的；那就是，鉴于它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因而需要“平衡”与“和合”（和谐）：

近代以前，由于人受制于地理环境，因而只能是文化调节、向内平衡（与生态平衡一致）；此非中华而莫为，故而只有她能够开发第二本能（知识、科技和经济等）。尽管较之近现代，历史中国是小发展、小规模。

近代以来，由于人已突破了地理环境，因而能够向外平衡、改变环境（与生态平衡相反）。在此方面，西方凭借其海洋地缘的客观优势，捷足先登、得天独厚，并以耗丧生态带来大发展、大规模。所以西方人狂妄地通过绽放第二本能，用它来向自然宣战，并且模仿神造万物。

杜兰特说：培根……是所有那些把欧洲从一片原始森林变成科学宝地的开拓者的代言人。培根说：“人类不是直立的兽类，而是不朽的神灵。”“造物主已恩赐给了我们一个抵得上整个世界的灵魂，而整个世界甚至还抵不上哩！”任何事情对人类来说都是可能的……只要给我们几个世纪，我们将驾驭和重塑万物……必须向大自然……开战……如果一个人试图在宇宙中建立并扩张人类本身的权力和疆土，那么，他的这种野心……更为健全和高贵。^[81](www.daowen.com)

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依赖与耗丧海外生态：在近代以前没有海外生态的情况下，西方不存在发展与文明；而后，因其拥抱全球性生态，所以它就创造奇迹。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计，西方在1500年之前毫无经济增长，1500—1820年之间的增长率是0.17%，而在1820—1900年间是300%，美国更高。^[82]（按：1500年之前，西方没有“海外生态”，也就没有发展；1500—1820年间的增长率很低，主要是因为中国仍是世界的发展中心或重心）。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认清，西方文明是一种智能生物的本能的文明：它不可能通过智慧与自然和解，来获得文明；而是通过摧残智慧和自然，来获得“文明”。

西方的一切不外乎是第二本能（智能、人智）。但在1492年之前，它等于零——稍有开发，则是双刃剑伤害自身（故需“神权禁锢”）。而近现代的“西学”则是基于中华文明的成果的，也可以说是“西学中源、西体中用”。

表解　智能生物三层次：原先三位一体，和谐精进；现在本末倒置，本能绽放

西方文化及其各个方面，包括“俗世理性”和“基督神性”，都不外乎是第二本能，都是致力于天人冲突；因此，它们是不可能站立于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的往古的；那时，只能是神权禁锢。按照汤因比，犹太—基督“一神教”产生于人为创造的幻想（反克自然的天性），而又剥夺自然的神圣性。

他说：开始有意识……全面侵害“依正不二”（佛语，指人与环境和合），是犹太一神教这个革命性的理念。我称之为“在宇宙中及其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这种东西，在犹太教中是以人的面目出现，凝缩为一个超然的神，而被众人信奉的。在这个信念中包含着另一个信念，即认为宇宙中除了这个神以外，再没有其他有神性的东西……认为，人和人类以外的自然界全是由这个假想的神创造的。这种假想是从人制造工具、艺术品，创建制度等类推出来的。这个创世主被看成是有力量、有权力自由处置自己创造的万物的神。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至第三十节记载，神允许人类自由处置他所创造的万物，允许人类按其愿望去利用它们。

这个革命性的教义结果破坏了“正报”（主体）和“依报”（环境）的“不二”性。人类被从自然环境中剥离开来，自然环境过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丧失了。而人类当然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环境了。人类本来是怀着敬畏之心看待自己的环境的，应该说这才是健全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敬畏之心不仅被……犹太一神教创始者们所破坏，而且也遭到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彻底遗弃。^[83]

从思维结构上讲，传统文明是智慧的（道的智慧），而欧美文明则是“智能生物”的潜能（人智、第二本能）。后者为何行得通？为什么会发生“古今之变”？主要是因为：传统文明的数千年的努力精进，终于导致了“量变→质变”，从而人类首次能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所以，现代人无须“道的智慧”，也可以、并且是空前无比地享有发展与繁荣，直到耗丧整个生物圈为止。那么，在近现代，为什么西方（西方联盟）比其余世界更“文明”呢？这无关乎文化、智慧、制度和传统：一是原先西方在这些方面皆为零，一是近现代都是“智能生物的文明”，各民族的智力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西方比其余世界具有更多的“正能量”？这应当归因于“客观机遇、天时地利”——五百年前，由于中国科技的传播，西方获得了海洋地缘（它的地理优势被提升起来）；自那以来，西方能够比其余世界更容易、更彻底地绽放潜能，它可持续五百年左右。西方的全部优势和优越性都是依靠它的海洋地缘（地缘政治），其功效有三：第一，西方能够向外疏解、宣泄矛盾与负能量，让全人类和生物圈承受之，而西方自身也就有了“理性”和“创新佳境”。第二，西方能够顺水推舟般地发挥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从而让全球资源财源滚滚而来。而其他国家在地缘、组织和自卫上，难度皆大。第三，西方能够把传统文明的物质与文化的成就都发挥至极，反其道而行之。而传统文明本身却遭遇地理瓶颈和内忧外患。

“西学”（科学、数学、逻辑和科技百科）不是智慧，它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剖析大千，索取万物）。人在此方面具有无限潜力，但开发它是有条件、有代价的。这在近现代似乎不成问题，因为有“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而在以前是截然不同的。在1492年之前，西学不能单独存在，动辄灰飞烟灭（图中ABC爆炸状）；这是因为：第二本能（知识、科技）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另一方面，古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对封闭的，不能向外疏解矛盾（图中的网状）。在近代以前，第二本能与西学只能是在中国智慧之下，被开发（开物成务、利用厚生）。在古代，西学或科学不能自我生成，它们是“道”的产物。道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驾驭和保持知识与科技。道的智慧“隐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