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认清社会发展的整体的因果律。

由于西方缺少整体有机、动态平衡的智慧（缺少调节科技与天人关系的智慧），^[72]这就注定了在近代以前，西方不可能拥有科技、文明和历史。为什么呢？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科学及其相关思想和知识，而是对于由竞争、技术和发展所造成的波动与变乱的平衡能力与智慧；^[73]如果无法平衡，则一切免谈。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技术与文明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处理不好技术的负面性，人类社群就会走向毁灭，遑论文明。^[74]

那么，如何平衡呢？这在中国的科技发明从“西洋”连通世界地理（1492年）的前后，是完全不同的：竞争、技术和发展三者的副作用，在先前是直接的危在旦夕（双刃剑对内），而后则是间接的后患无穷（双刃剑对外）。这就是说，近代以前，对于竞争、技术和发展来说，处理双刃剑的平衡智慧（和谐文化）是必不可少的。鉴于如此智慧只有传统中国才有（太极太平、天道易道、中庸中和、阴阳阴静等），而古今西方则无；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可能拥有技术与发展，其竞争难免是自体毁灭（故而需要“神权禁锢”——放弃所有的现实人生与现实努力）。

人类社会的“古今之变”是：在历史上需要向内用力（涵养德性），内外协调，而赞化互动各方的持续平衡（与生态平衡一致），并且仅是小竞争、小发展；在近现代都是向外用力（全球循环），索取外物，都是靠全球性生态来平衡的（与生态平衡相反），并且能够大竞争、大发展。因此，西方文化或“希腊智慧”在1492年之前是行不通的；近现代，它仅是东方“道器、体用”的暂时的分裂形式（器、用），仅此而已。

西方文化的特质是需要“向外平衡”（耗丧生态）。正如玛丽·哈丁教授所说：“东方是反求诸己，致力于统摄内在领域；西方人向外驰骛……控制外部世界。”^[75]因此，西方文化在“天下联通”之前、即在发展是基于天人互动、有机均衡的古代，没有价值或意义。所以说，近代以前的欧洲人是不可能创造科技与文明的。(www.daowen.com)

奠基欧洲近代化的基础科技都是来自东方，主要是中国。塞林和安布罗西奥两位学者指出：

在1500年之前的长期的‘文化平衡’是，许多重要的科技发明与创新都是从其他文明倾注于西方，以中国的居多……其中最重要的技术礼赠是起源于中国的火药、磁罗盘、印刷术和造纸术……和大量的别的科技创新，都是显示从中国传播到西方；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近代以前的总的科技流向是从东方到西方。^[76]

换句话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既分且合”，这才是可持续性的和有生命的。原始人都懂得如此“整体思维”，只不过是太简单、太静态，所以不可发展而已。但是，西方思维与文化则只是分裂、纷争，而无和谐、和合。虽然黑格尔从中国哲学中撷取了“合”，他却是本能地合于上帝，机械地分裂现世。西方思维与文化只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不考虑人与自然的有机关联，所以它是不可持续的和非生命性的。鉴于此，西方思维与文化不能单独存在于近代以前；如果单独存在，那就等于自体毁灭（除非“神权禁锢”）。它只是千年一遇地用东方文明及其成果，使西方“适逢其会、青云直上”；它却穷尽“只分不合、一往无前”——爆炸式发展、毁灭性结局而已。

斯托特教授是这样比较东西方思维与文化的：

被基督教所构建的、基于古希腊的“西方传统”，是反常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全无神圣，不可为之沉思；它仅是造福人类的资源而已，或者在宗教上乃衬托神的光荣。不用怀疑，如此态度使西方倾向于牺牲环境，这是现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完全相反的是，东方思想——尤其是孔子——强调和谐；它凸显于那奠基古典中国知识探寻的阴阳观念，视宇宙为二元合一：万物皆对立统一，并非冲突，而是补充与和谐。这个和合概念是东方思想的根基，也是印度教与佛教的源泉。^[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