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命题前文已经充分证明，现在就让我们对此高度概括三点：

第一，近代以前，即在中华文明“重塑西方”^[54]之前，欧洲的大致情况是：非文字，原始性，极贫困，频祸乱。阿加瓦尔教授指出：“（中世纪）欧洲深深地陷于文盲、悲惨、饥饿、瘟病、肮脏、迷信、魔幻、冲动……拜神是唯一的希望和逃避。”^[55]如果不是凭借中国的技术发明跨越洲洋，而纾解危机；那么，基督教欧洲必会是自体破坏，走向消亡。詹姆斯·佩顿教授说，中古后期的欧洲，笼罩着“末日感”，实际情形则印证《圣经·启示录》中的“四个牧马人”——战争、瘟疫、饥荒和死亡。^[56]结果，西方人“巧遇”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并且凭借中国技术及其所造成的欧洲的“海洋捷径”，走上了“生态帝国主义”（吞噬美洲）的道路，从而使西方起死回生、否极泰来。^[57]

第二，那些支持西方“历史”与“传统”的文献、文物，都是自中古后期以来被伪造出来的。^[58]韦伯斯特博士说：“欧洲中心论主导下的学术研究，带来了白种人化的……伪历史。”^[59]法国历史学家贝桑松说：“无限数量的极好的假文物，在西方的博物馆里或被个人收藏的，都是工厂生产出来的赝品。”^[60]而真实的古希腊则也是非文字、原始性的^[61]和“非国家的部落社会”。^[62]古典学家乔治·肯尼迪说：“古希腊依靠口语表达……口语交流实际上贯穿着整个古典阶段。”^[63]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世界历史，包括“文明古国”（两河、埃及）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成型于“中国模板”——发端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神职学者仿照中国历史，设计“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

第三，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工业革命这三场推动欧洲“近代化”的运动中，中国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古希腊”实际上则是“缺席”的。^[64]14—16世纪，发生于意大利的、事后被美化为“文艺复兴”的那场运动，实际上是东方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首次汇集于当时的丝绸之路的终端，^[65]却在欧洲这个“文化荒漠”^[66]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它“一分为二”：模仿东方和伪造古典。不久则分道扬镳：意大利保住了一分遗产，而成为伪造文物的“世界工厂”^[67]；而欧洲的文化中心则追随中西交流（17—18世纪），转移到了荷兰和法国。欧洲“文艺复兴”的顶级学者之一、西方伪史的始作俑者——斯卡利杰，移居荷兰，就近收集中国资料，构思西方版的“全球编年系列”。^[68]

“Ajendu历史和哲学”网站称：(www.daowen.com)

古代罗马、希腊和埃及王朝的历史，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人文主义和神职学者精心杜撰出来的，其所基于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他们自己伪造的。

通行的或神学的“公元纪年”（B.C./A.D.），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约瑟夫·斯卡利杰……制造出来的，它显示了繁多的日期安排，却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69]

上述引言所讲的世界历史和公元纪年的原型都是中国历史及编年史，即它们是被西方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吸取和参照中国帝王朝代年表，而创造出来的。斯卡利杰通过门多萨获得了中国资料。^[70]在16—19世纪，中国的“时间线”是唯一可信的。根据《时间百科全书》：

在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宗教纪年的历史事件被发展成近代编年系统，这个基础是由约瑟夫·斯卡利杰构建的；他想方设法把所有的日期纳入单一的时间系统之中……参考天文学事件来重新生产历史进程……迄今为止，中国通用编年被认为更可信，因为它是基于固定的六十年循环；而且在历史上，中国的时间线是被高度发达的史学传统和翔实纪年所支撑的。^[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