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会相信这样一种西方说教，并且它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铭刻在现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了；那就是：近现代的欧美文明有其一脉相传的“历史传统”和“文明谱系”，它迥然相对于中华文明、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皆超越之。——欧美文明的“历史长河”不仅可以通过“中世纪”而逆溯至古希腊、古罗马，而且还能够溯源于更大更早的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再者，我们也会相信，西方的知识体系——“西学”——是其独特的、并且是真正有效的关于文明的“智慧”。

我们认为，欧美文明和“西学”都仅仅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它们不能独立存在于未来的愈益饱和的地球村之中，也不能独立存在于往昔的封闭隔阂的空间与时间之中；它们不外乎是那具有和合智慧的中华文明的“子文明”与“阳亢期”，也就是打通“全球天下”这几百年所发生的事——这之前和之后都是西方文化及“智慧”所不能胜任的。

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美洲的发现，以及经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其影响十分巨大，但它的全部影响，不可能在这两大发现之后短短的两三百年间展现出来。这些重大事件此后为人类带来的是利益、还是不幸，是人类智慧所不能预见的。^[45]

为什么说欧美文明与西学只是近现代的暂时现象呢？因为：近现代的西方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中，最大化地发展“物质—科技文明”，而西方的特质则是“人与自然做斗争”（有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凡此都是“双刃剑”，极具“副作用”——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步攀升，人们必须转嫁负能量；因而此种文明与知识的成功，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这就归结到在1492年之后，西方人依靠其相对优越的海洋地缘，而抢先利用“全球性生态”，来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

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兴盛与主导世界，这与它的所谓的传统、文化、思想、制度、人才和智慧等，都没有本质关系；凡此因素都是事后的“顺理成章、能动配合”，如果把它们无条件地放在近代以前，那对其自身则是有害无利，所以基督教将其窒息于萌芽状态。西方的一切根本谈不上智慧，而都属于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这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国在“道的智慧”下能够开发、利用之，而在西方则是被万古封存于“潘多拉盒子”之中；只是在进入近现代之后，它被敞开，对西方自身乃有利无害（这是由于被中国发明提升起来的最佳的“海洋地缘”的缘故）。

使西方人的知识潜能得以绽放的，是被中国发明打通的世界地理，而非“科学”。培根倒果为因地说：

正像指南针的用法如果不先知道，西印度群岛的广博地域就永远不会被发现；当未知的技术被科学发现时，也就无怪乎技术和发现和进展不曾取得（如今）更大的进步了。当物质的地球……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大敞开、并充分展现出来时，我们的“智力的地球”若还封闭在往昔……的狭窄界限之内，那么实在是很不光彩。^[46]

也就是说，决定西方兴盛和主导世界的关键与基本因素，是它的地理环境（海洋地缘），而所有别的西方优势或优越性则都是基于其上的。确切地说，在技术影响地理因素、从而两者与人互动的这个时间段（1500—2000年），客观条件对西方特别有利（天时地利、得天独厚）。正因为如此，伊恩·莫里斯教授专论“从地缘学角度解读历史”，其中有两个小标题分别是“地缘，地缘，地缘”和“地理位置与力量”。他在文章中写道：

西方……蒙幸运之神垂青：英格兰到美洲的新英格兰的距离，仅是中国到加州距离的一半。几千年来，由于缺乏渡洋的船只，这个地理位置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在公元1600年前，这一下子就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优势。至此，地理位置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仅仅是开始。

17世纪，以北大西洋为中心，一种新型的经济开始出现；它通过挖掘利用西北欧各处海岸的地缘差异获得巨额利润，并推动了工资的上涨。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获得的报酬急剧增加……不出所料的是，欧洲人开始以新的眼光观察世界并积极思考，这带动了一场科学革命。这之后，他们又将这场革命拓展到他们生活的社会，我们现在称之为“启蒙运动”……

在1800年之前，科学和大西洋经济的结合，为商人们提供了进行机械化生产和利用矿物燃料的动力和机遇。这些都发端于大不列颠，那是由于其地缘位置有助于这些新事物顺利产生。矿物燃料提供的巨大能源迅速引发了人口爆炸、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所有的障碍都消除了……西方统治的时代开始了。^[47]

在从中国传统科技到21世纪以前的西方科技的条件下，西方成为联通世界的海洋捷径和掠夺世界的战略捷径；于是，西方从历史上的“文明边缘”变成“文明中心”（中国却变得相反）。

然而，进入21世纪，世界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正在从西方转到中国；“陆权”和“陆海有机”的地缘政治，越来越反制、反克单纯的海洋霸权。就拿21世纪初的“军备竞赛”来说吧，由于“地缘政治”的优势在此不在彼，同等程度的武器升级，中国所得实效要大于霸权联盟（尤其是日本，这与甲午海战时完全相反）。从近年来美国下赌注于南海可见，西方文明的存亡续绝系于地缘政治，而它平日里所张扬的种种“优越性”全是不可靠的。(www.daowen.com)

言归正传。进一步论证，鉴于西方文明及其知识体系会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所以它是不可能存在于世界联通之前的历史时期的。再者，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文化及思想与从今往后的人类的生存环境，两者是不相容的。我们由此“反推过去”——近代以前，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这怎么能承受西方这种“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生产方式呢？

另外，有一些西方的环境历史学家，在肯定西方“古典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存在的前提下，批评它们与自然环境是势如水火、冰炭不容。这就让我们更容易洞见症结了！在古代，远非大联通、大交通，不存在像近现代这般相对稳定、持续扩大的全球性的生态缓冲，那么，自然环境怎么能支持一个与近现代世界同构的文明呢？

介绍几位学者的文化批判如下：

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罕指出：“……古希腊哲学是与现代环境思想格格不入的。亚里士多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被否定的，在当代所论环境的文章里，他被批评……西方盛行的理论缺乏对环境困境的总的关怀……在环境哲学方面，希腊思想主要是作为应该被克服的障碍，而非建设性的理论源泉。”^[48]

环境历史学家休斯在其所著《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古代之根》一文中这样写道：

万物有灵论（引者按：自然万物的“保护神”）……曾长期流行于古代的地中海世界。然而在以色列，超越的一神教代替了万物有灵论的宇宙之神，自然被视为是次级存在……大概，古希腊哲学家做了更重要的一步，而使人对自然的态度告别“万物有灵”。他们弃绝了之前的神秘性与宗教性的自然观，而是主张：人有能力通过使用理性来发现关于自然的“真理”……环境也就沦为他们的思想和逻辑的分析对象，自然崇拜让位于哲学诠释。自从毕达哥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对人的“有用”是其存在的理由。自古迄今，这个观念多方面地影响着西方思想……

希腊的哲学观念变成了罗马的实践……罗马人滥用自然的态度与现代人的表现与作为，是很相似的。罗马人对待自然就像对待被其征服的“罗马外省”一样……我们西方的自然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追溯到世俗的和务实的古罗马。今人之宰制地球，或可归因于遵循《圣经》的创世之十字军，但凸显于追求利益的物质进取；后者使我们（现代人）更相近于罗马人……在此方面，我们继承了他们的遗产……一个结论似乎是很清楚的，即：现代的生态危机植根于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罗马。^[49]

既然同样是反自然的、因而被历史学家指责为“现代生态危机的精神根源”的基督教，^[50]是确确实实存在于近代以前的；那么，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不可能存在于历史上呢？只要我们弄明白那时的基督教是怎样“存在”的，答案便迎刃而解了。

近代以前，基督教根本不是自然的对手；为了确保最基本的、哪怕是原始性的“存在”，基督教强迫自己和其所影响的社群放弃了对现世、对发展、对文明的任何追求，它以禁锢人欲、人智、人为和人性，来把人与自然的对抗降低到“免受天惩”的程度。《新约》言：“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就喻示在历史上，“西方文化”是不可能“成气候、有作为”的，更不可能存在着任何现世或俗世——与自然公然对抗的——“文明”的。但近现代则截然不同：由于是“世界联通、全球循环”，西方文化可以通过以空间换时间，而暂时存在。

基督教不能带来文明。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肯尼斯·阿波尔德断言：

基督教……广布于日耳曼诸部落，它们之前是与文化隔绝的……欧洲的基督教化，并非是（如我们想象的）它把知识和高档文化带给这些原始群落：首先，绝大多数的欧洲人是文盲，基督教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改革时代（16—17世纪），95%的西欧人仍是文盲，而这些地方经历基督教化则已超过一千年了（实际上在中国的造纸和印刷实行之前，欧洲基本上无缘于文字——引者）。^[51]

基督教是一个很失败的宗教，它保持了中世纪欧洲的“文化荒漠”（cultural wasteland）^[52]；倘若不是“中国拯救”，则基督教欧洲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趋于万劫不复！^[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