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雍也》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借喻于世界历史，似乎为：西方是“知者乐水、知者动、知者乐”，中国是“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但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兼有这两个方面，因而是“动态平衡”。

西方只是中国所开启的“海洋时代”的暴发户。

13—15世纪以前，即在中国的相关科技传播和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之前，除了极少数的岛民与海盗之外，全人类都是“陆地倾向”的；日本和不列颠的族群更是如此：两者受害于或恐惧于海洋。^[35]那时，海洋对人类所构成的艰难险阻和不测畏惧，远大于大陆；唯有中国能以海陆丝路穿越自然障碍，让不同空间的人类进行贸易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

然而，正反两面如影随形。历史中国的科技的扩散也引起了人的“爆发性、破坏性的运动”，主要是游牧部落的征服战争（匈奴及蒙古征服、胡骑及草原暴力）^[36]，它与文明传播乃相反相成，使创造性的“活水源流”灌注西方，从而激活了全球性的“海洋暴力”（它披着“文明”的外衣）。

只因为在中国传统科技的条件下，西洋是联通和攫取世界的捷径；由此，以全球为猎物而掀起了科学—工业革命，打造了整个西方文明基于其上的海洋地缘与海洋霸权。(www.daowen.com)

海洋，是地球生物圈对于“智能生物”（人）的最后屏障：若它不被突破，则人与生命星球尚能继续存在几十亿年；反之，它被突破，人便逞性妄为、无所不能，于是人自己和生物圈都就会面临终极挑战。西方原是被“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倘若没有东学西渐、中学西被，它则长此以往，生灭内耗，趋于自体消亡。现在倒好——释放“洪水猛兽”，引爆“原罪性恶”！

欧洲的海洋性原先限于地区性的，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使之过渡到世界性的。中国技术亦使它们开始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进而随着科学革命（包括火药—热兵器）而变成了“海洋暴力”（近现代战争源）。

基于“海洋地缘”的西方强势差不多就是五百年光景。就像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所预言，随着大陆愈益加强其机动、捷便、动员和投射等能力，海权与陆权的优劣就会发生逆转。进入21世纪，以中国为首的“海陆有机、亚欧整合、丝路共赢”蒸蒸日上，这就注定了海洋霸权之日落西山（尽管仍在回光返照，给南海投下阴影）。

《易经·系辞上》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盗思伐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