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中古与近代之交的欧洲教会宣称，人不可能自我稳定；如果离开上帝，人们则不可能建立相安无事的社会。它却被启蒙思想家援引中华文明的实例，加以戳穿。

然而，非宗教的人的社会的稳定有两种：一是通过和谐文化促成人民尚德，礼让为国，此乃历史中国及传统东方；一是设法把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面，而使其社会变为适度竞争，这就有了理性，此乃欧美文明及现代社会。不管怎么说，西方摆脱神权禁锢，而建立俗世文明，是儒家的功劳。

人类社会及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有序、稳定、自由、创新，这四者是因果关系。

如前所述，人是智能生物，具有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所以，人也是自我否定、自我破坏的动物（不断打破生态平衡）。由此，除非有“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人类社群无法保持自我稳定。即使满足特定条件而达成社会稳定（如近现代西方），那它也伴随着内外冲突，并且又很容易达到地理或生态的极限。

古今之世界，唯有中华文明是理想的自我稳定——在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前提下，为人智、人为发挥正能量，提供了颇大的空间，从使发展和创新成为可能。实际上，历史中国在承受极多忧患和“遍天下之祸因乱源”的情况下，保持最大最久的自我稳定、动态平衡，而其中所涵容的竞争、发展、经济与科技亦是历史之最，但她从不伤害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这是举世仅见的，且当为人类社会中的人文奇观！(www.daowen.com)

相比之下，近代以前，中华圈以外的世界，要么是贴近自然，“静态性稳定”（没有自由）；要么是宗教神约，“窒息性稳定”（放弃现世）；两者——或是它们的混合形态——皆无发展空间，几乎都处于原始部落的状态。

西方不能自我稳定——它直接体现着人的自我否定、自我破坏的本能（死亡本能）^[25]。近代以前的西方，囿于本土，动辄毁灭，因而必需神权禁锢，也就无缘于发展；近现代的西方则是以倾轧、摧残外部世界及地球生态，来保持其内部稳定，并且拥抱极大的发展空间。西方何故有此“古今之变”？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华文明打通“全球天下”的过程中，西方暂得“天时地利”——“海洋地缘”（联通和攫取世界的捷径）最为关键。^[26]

今之世界各国的稳定和发展（有序之动），都是基于对地球村与生物圈的倾轧的（无序之动）；这种情况难以为继，不可长久，人类必须全面地学会“自我稳定、动态平衡”。

《易经·系辞上》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议以成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