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人权的雏形主要是源于儒家，最终来到西方支撑其“人”的定义。（Natural Rights in their earliest form were derived from a primarily Confucian……and eventually came to rest on the Western definition of Man）。^[16]

《列子·天瑞》云：“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大方广佛华严经》：“王以人为本，亿兆同一身。”

中国文化所论“以人为本”，有两个方面：1.“形而上”（道）——人是万物之灵，即他以其心性感通天地万物；2.“形而下”（器）——民本主义，这是社会的根基，但也有其相对性，即：要有仁德，而非陷溺于欲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是如此，所以老子曰，人是“四大”之一，人法天地，道法自然。

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及“儒家文化圈”是“以人为本”，而其余的定居人类则几乎全是“以神为本”；显而易见，“以人为本”的现代世界是中国文化的展开。这就是说，儒家不仅使中国、也使全人类摆脱了神权束缚。

按其性质来说，以人为本还可以分为两种：1.灵性人本，为仁由己（自力拯救）；2.欲性人本，自我中心（放弃拯救）。《道德经》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西方的宗教神本是“弃人、弃物”——轻蔑现世，牺牲自然；西方的世俗理性是“不救人、不救物”——放纵人性，耗丧生态。

由此，现代世界的以人为本是传统中国的退化。罗素说，西方是摆脱宗教亦摆脱道德，而传统中国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17](www.daowen.com)

西方“摆脱宗教”的过程是：神的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物质主义）。这是通过“理性”（自然神和自然主义）及其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来实现的。不论其“善与恶”，它们全都是源于儒家。^[18]几位17世纪的欧洲自然神的倡导者，都是透过耶稣会士，而被儒家“自然主义”所启迪。被誉为“自然神论之父”的爱德华·赫尔伯特（Edward Herbert，1583—1648年），则援引中国文化来佐证其理论。^[19]另一方面，儒家也促成了基督教的革新，使之与古今的非宗教的文化接轨；例如，17—18世纪之交的欧洲的“符象主义”（Figurism），是由赴华耶稣会士所掀起的，他们认为，“中国宗教（文化）承载着基督教智慧的重要成分”。^[20]

西方走向“人本人文”的关键是：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中国因素战胜神权禁锢。^[21]在启蒙运动期间，“中国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诸如提升宗教怀疑，反击教条主义（指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促进道德世俗化，加强社会、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然主义。”^[22]凯兰克说：“欧洲启蒙运动……极其强烈地亲和于（affinity to）儒教中国。它是基于耶稣会士对儒教文明的深刻感触。”^[23]

20世纪初，罗素来华讲学时，提出中华文明有三大特点：A.非宗教控制的人文社会；B.非字母拼音的汉字语言；C.非贵族世袭的选士政治。^[24]这三点的普世性的意义分别是：1.现世务实社会；2.使用文字交流；3.文官考试制度。它们加上第四点——中国传统科技，是支撑欧美文明及现代世界的四根支柱。

《易经·贲卦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