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是一个文化、历史和艺术都极为丰富的美丽国度，而且是一个发明与创新的国度；如果没有她，世界历史就会是面目全非。中国已经贡献了创新思想，帮助形成全球科技。——《构建世界的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Ancient Chinese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that Shaped the World）^[43]

西方的近代科学对它自身来说，大抵是从零开始、百分之百吸收东方——主要是中国的。我们从英国哲学家怀海德（1861—1947年）的见解，来切入这个命题：

怀海德似乎知道前一点（西方从零开始），而不知道后一点（百分之百撷取东方）。在他那个时代（西方中心—帝国主义的时代），西方学者尚未开始全面反省科学的善与恶、古与今；到了20世纪后期就大不相同了——现代科技源于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例如美国历史学家说：“……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44]

在怀海德看来，科学好像是“从天而降”，结束了人类社会的洪荒迤迤。（但他不知道，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突变”，而进入人类史与生命史的最后阶段）。进而，怀海德把科学的缘起，归因于人具有控制自然的本能（酷似本书所云：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但他不知道，本能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科学，他尤其不知道，本能在西方不能原创科学，而在中国则能够首先开发和利用它。如前所述，原创科学必需“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化解本能的负面及其所决定的“发展悖论”。

另外，怀海德似有所悟：中国有如此智慧，具有平衡功能，它创造了最伟大的文明，却不包含科学。他茫然于“传统科学”，更不懂得它与近代科学，既是因果关系，又是“对立统一”：近代科学是“唯我独尊”，而传统科学则是依靠“惟道是从”。传统科学是近代科学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质变”。

怀海德的原话是（笔者插入点评）：

如果我们宏观透视那几万年的全部的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出现往往是相当突然的。默默无闻的民族有时突然在事物的主流中出现；技术上的发现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境遇；原始的艺术可以很快地开出花朵。〔引者按：怀海德宁愿把“突然降临”的科学，归功于原始工艺，而忽略了东方文明〕。

……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会存在。我用本能这个字眼是很审慎的。〔引者按：怀海德察觉到，科学源于人的控制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但他不知道科学的产生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因而需要驾驭它的智慧——道的智慧——来首先开发之〕。

在某些伟大的文明中，科学事业所需要的奇特的心理均衡只是偶尔出现，而且产生的效果极微。例如，我们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和人生哲学知道得愈多，就会愈加羡慕这个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引者按：怀海德不知道，产生古代科技的必要条件，由驾驭它的智慧来保持各种“均衡”。怀海德犯了西方人的通病——把科学与文化及智慧割裂开来。这虽是近现代的事实，但在古代，科技产生于文化及智慧之中〕。

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聪明好学的人，毕生献身于学术研究。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禀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引者按：这个“微不足道”恰是汇成近代科学的源泉，只有几千年的“量变”才有近现代的“质变”〕。^[45]

尼尔·弗格森似乎能够回答，为什么会在西方这个世界的角落，诞生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文明？即：

为什么从1500年左右开始，欧亚大陆西端的一些很小的政治单位，竟会主宰其余世界，包括精微复杂的东亚文明（中华圈）？由于某些原因，西欧在15世纪末开始发迹，那就是：它的语言是杂用拉丁（和很少的希腊语），它的宗教乃本于拿撒勒的犹太教义，它的知识是撷取东方的数学、天文学和技术。由此，诞生出一个“文明”，它不仅征服广大的东方帝国和臣服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而且把整个世界都置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之中……^[46]

这段引文提出了西方兴起的“三因素”：拉丁—希腊语、犹太—基督教、东方知识—技术。第三点是真实不虚，而前两点（语言和宗教）则都是随它而起的；因为在四大发明西传之前，西方的宗教、语言和社会都是原始性质的，其社会主体不用文字，都是文盲，操方言口语。

那么，为什么西方掌握了东方知识（科技）却变得无比强大呢？这应当归因于客观的地理环境。西方所掌握、而后所擅长的知识—技术（“西学”）都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属于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因而，对其开发和应用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在15世纪被打通的“全球天下”之中，西方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他们能够独一无二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而别的“历史时空”——包括同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都因为是囿于其内部的生态环境，所以不得不限制科技、甚或窒息之，以免自体毁灭。这就是说，在1492年之后的数百年中，唯有西方能够疯狂地开发科技，并用它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到全球化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其他民族也可以这样做，但又被西方所扼制或阻挠）。

总而言之，世界性的科学不论其善与恶，其源流在中国早已形成，近代西方只是顺水推舟、顺流而下。

在一代宗师熊十力看来，中国这般高卓文化岂能不孕育科技，岂能不涵容“创新机制”！古代中国打下了深厚的科学传统，从而打下了人类社会的科技根基。鉴于许多全盘西化的中国人都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宁愿相信西洋文化先进，其科学源于希腊；熊十力顶着时代的狂潮，这样写道：

（常言）中国人只于精神界有……伟大成绩，却不务发展理智与知识；即：于大自然无有“知明处当”之要求，此则谬妄已甚……《大易》早有“智周万物、制器尚象、开物成务”之明训。指南针创于周公。远古之世，便有此伟大发明。墨子造木鸢。公输子以机械发明之巧，见称载籍。张平子（张衡）精天文、历算，尝造候风地动仪，可验地震。即震在远处，亦可测知其所在。……史称平子著有《灵宪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惜后失传。然古代历算之精，平子凭藉者厚，亦于此可见……

今云科学，如天文、算术、音律、药物、医术（以上诸学，五帝之世已盛发明）、物理（周初制指南针……）、工程（秦时李冰之水利工程，至今称奇……）、机械（墨子制木鸢，为飞机之始。孟子称公输子之巧，惜其创作失传）、地理（邹衍之学，犹可略考）等等，皆百家之业也。今人皆谓：中国自古无科学知识，尊西人之先进，此亦自薄太过。

古代百家之科学思想虽已失传，而天文、数学之造诣不浅。指南针……非明于电磁者不能为……舟舵发明，当亦甚古……《易·系传》言“裁成万物”，又曰“开物成务”“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此皆科学精神之表现……荀卿本之作《天论》（官天地，役万物）。

魏晋间文学披靡之余……名、数、礼典、音律、医术，精擅者亦众。工艺复极其巧。马钧造木人，能令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尝试作指南车，又造发石机，飞击敌城……又作翻车灌水……

清季迄民国……议国学之根本缺点：……曰无科学思想；西洋科学，源出希腊。及余年四十以后，始自悔其浅妄……数学为各科基本，伏羲画八卦，在鸿古时代。而汉人言，八卦与九章相表里……夫九章算术，造诣已深。而见于鸿古期。岂不奇哉……中国无科学思想之说，纯是妄自菲薄、毫无事实根据。尤奇者，《尚书·尧典》称帝尧之言曰：天工，人其代之（初民皆惊叹上天有创造万物之神功，不可思议。帝尧却谓吾人当发挥自己力量，来代上天……）此等高明圣智、伟大气魄，不谓为科学思想之导源，何可乎？^[47]

我们再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来看中国的科技成就及其深远影响。德国学者康拉特·赛茨写道：

在这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宋代的中国还为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技术发明，它们比欧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少早几百年。

其中成就中最大、持续最长的当属农业技术。早在公元前600年，中国人在播种时就实施特殊的沟种，它确实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已经使用简单的播种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在公元前200年研发出了多管播种机。中国人在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还有，铁犁以及精制的结构特殊的犁片（大约公元前600年，至少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欧洲。

直到进入新时代时，欧洲农作物的收成与种子的比例还保持在4∶1时，而中国人早已经达到了10∶1。当欧洲人在十七八世纪学习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后，欧洲农业才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中国人还培育出了不同种类的早熟农作物。公元11世纪初，宋朝的真宗皇帝赵恒从越南南部引进了早熟稻种，使得插秧到收获的时间从原来的150天缩短到100天，从而使稻子一年两熟成为可能。到15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把稻子成熟的时间减少到60天；到19世纪初叶，这个时间近乎又缩短了一半……中国在12世纪时的水平，欧洲人在20世纪才达到。

中国在冶炼技术方面走得更快。早在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能控制高炉中的所需温度，以便浇铸所需要的铁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控制铸铁易脆性的方法，用这种铸铁浇铸了数百万个犁头。而直到13世纪末，欧洲才出现值得一提的铸铁生产，落后中国近两千年。公元5世纪，中国人研发出炼钢技术，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1864年西门子—马丁技术相当。宋代时的中国在1078年就已经生产出11.4万吨的生铁，这样的生产能力对于英国来说，最早也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时，即18世纪末才达到。

在造船和定向仪方面，中国人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先进性。从宋代初期到明朝宣德皇帝在位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公元1433年），在这近500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霸主。这位霸主并非很少把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用之于军事技术，并非像我们中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只是用火药造爆竹。其实不然，他们用火药造了一连串的火器，如能够用投石器抛向敌方的火药包、火弹，还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弹和火炮等。新型武器上常常还刻写着显示其奇妙功能的名字，譬如“穿心箭”“魔力溅毒火雷”“活霹雳”“水火龙”（一种二节式对付船只的火箭）。第一架真正的火药炮应该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炮弹里充填着石子和铁丸，当然是由“震天雷”发出，在落地爆炸时散射出置人于死地的碎铁片。相对于火药来说，欧洲人在接受大炮方面，花费的时间很短，可以说第一张有关火炮的设计图早在1327年就出现了。可是，不同于中国人的是，欧洲人马上投入全力去发展它。

欧洲把……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真正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今天，把这种相互关联的认知传播开来，当属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先生的功绩。^[48]

【注释】

[1]Felipe Fernández-Armesto：1492：The Year Our World Began，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09，p.212—213.

[2]国外汉学家眼中伟大宋朝：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李蓉蓉2013年02月22日。

[3]China and Europe，1500—2000 and Beyond：What is Modern 2014，http：//afe.easia.columbia.edu/chinawh/web/help/readings.html

[4]国外汉学家眼中伟大宋朝：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李蓉蓉2013年02月22日。

[5]David Boaz：Toward Liberty：The Idea That Is Changing the World，Washington：Cato Institute，2002，p.6—7.

[6]A.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 Chronology 1，p.29.

[7]“戡天役物”和“屈天伸民”，分别借喻于荀子《天论》和董仲舒《春秋繁露》。

[8]潘吉星、陈养正编译《李約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263页。

[9]牟宗三、罗义俊：《中国哲学的特质》，第158—164页。

[10]歌德说：“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truth belongs to the human，the fallacy belongs to the era.）。(www.daowen.com)

[11]参见郭齐勇编《现代新儒学的根基》。郭教授在“编序”中这样诠释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的，即：“熊氏之‘即用显体’‘体用不二’之论……克服了西洋、印度哲学视本体超脱于现象界之上或隐于现象界之背后的迷谬，纠正了多重本体或体用割裂的毛病。熊十力以《易》《庸》形上学的模型……”“本体……就在生生化化的事物之中。”“熊先生之‘本体’的最基本含义是‘肇万化而成万事’。也就是说，本体之所以能成为宇宙本体，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创生实体’……具有‘刚健’‘生化’孕育并鼓动万物的特性。本体就在一切物之中，一切物都是本体的体现。本体显为无穷无尽的大用……”“在熊氏看来，自然物质本体论或绝对精神本体论及其对宇宙……的解释，都不过是‘戏论’而已。”

[12]参见郭齐勇：《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第3页。熊十力在《新唯识论》“明宗章”中写道：“……性智与量智？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觉悟……即谓本体……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亦名理智。此智，原是性智的发用……以追逐境物，极虚妄分别之能事，外驰而不反，是则谓之量智。”笔者的理解是：性智的功能是总体把握与平衡，它既是量智的元基与温床，又对其驾驭和监护。量智是性智之“用”（科技、知识），它具有分离、膨胀和滥用的倾向；然而，量智与性智过度分裂，那就是福兮祸伏，非常危险。

[13]郭齐勇：《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第292页。

[14]John Desmond 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London：George Routledge，1944，p.209.

[15]John 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p.60—61.

[16]John 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p.60—61.

[17]Dr.Rohan H.Wickramasinghe：China and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March 25，2014，http：//www.island.lk/index.phppage_cat=article-details&page=article-details&code_title=100446

[18]Alfred O.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82.

[19]《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20]伏尔泰：《风俗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页。

[21]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20页。

[22]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7，The Social Background，Part 2，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p.20.

[23]Donald Hughes：The Face of the Earth：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M.E.Sharpe，2000，p.6.

[24]Alfred W.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XVIII.

[25]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上册，第85页。

[26]S.Takacs：The Modern World：Civilizations of Africa，Civilizations of Europe，Routledge，2015，p.278.

[27]The Rotarian-9，1992-Page 9

[28]［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节。

[29]Ricardo Duchesne：The Unique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Leiden：Brill，2012，p.179.

[30]《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288—295页。

[31]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26页。

[32]程万军新浪博客：《蒙古帝国崛起的“神秘外因”》。

[33]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6页。

[34]加文·孟席斯的书名“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

[35]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94页。

[36]《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327页。

[37]John E.Wills，Jr：China and Maritime Europe，1500—1800，p.170—171.

[38]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86.

[3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1991年，第63页。

[40]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46页。

[41]China，Keith M.Buchanan，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Colin A.Ronan Crown Publishers，1981，p.482.

[42]Paul Barolsky：The Faun in the Garden，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p.111.

[43]World Mysteries，October 12，2012.

[4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第297页。

[45]Alfred North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p.1—6.

[46]Niall Ferguson：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Penguin UK，2011，xv and p.4—5.

[47]郭齐勇：《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第310—311、339、353、382和387页。

[48]康拉特·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搜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