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中国科技及其西传，则无西方的征服世界的“军事革命”与“海洋地缘”。

不被“道的智慧”驾驭的科技与武器，乃与“厚生之道”相违背。人类在此方面越是进步，虽会使物质生活愈益丰厚，但其社会安全与生态基础均变得越来越脆弱和单薄。钱穆说：“中国古人言：‘正德，利用，厚生。’在内正德，始能在外有利用，而仍必以厚生为归。西方科学则仅求利用，不求正德……”“生命即是一大自然，科学违反了自然。往日以石器杀人，今日以电器杀人。科学日益发明，天下其乌能不乱？人种其乌能不绝？”“……中国科学乃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之全体，而始见其（科学）意义与价值。”^[39]

所以，历史中国的军事科技的开发，力求稳健，而防止以暴易暴之恶性循环；这样做，虽是阻碍了华夏的科学革命，却也防止了全人类的战争升级。例如墨翟与公输般的故事所昭示：即使是在“无义战”的春秋时期，人文的道义感亦能压倒科技的征服性。这是中西文明的迥然不同之处。在传统中国，凡是物质创新或发明，若非由“人文化成”而来，便不能“开物成务”，而成为新产业。按照墨子的说法，发明创造须有利于民生，否则再精巧，也是愚蠢的（“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在中国历史上，战争技术总是被视为有悖于人文与厚生，所以它才会每每失传。历史学家钱穆说：

先秦诸子早期有墨翟。公输般为攻城之器九，而墨翟九破之。墨翟又能为木鸢飞空……墨翟乃中国当时一大科学家。墨经中所传有关科学之义理，颇有与近代西方科学相似处。然攻城灭国，非中国人文大道之所重，后世遂少公输般、墨翟其人。三国时诸葛亮凿修剑门栈道，又为木牛流马，以利运输。道路交通，古今所重，剑门栈道今犹存在，木牛流马则终废弃。可见中国科学上之发明，有递相传袭，续有进步者；有弃置不理，终成绝响者。此见科学亦必融入人文大道中，不能独立见重。^[40]

对于战争技术的发明、发展，中国古人抱着消极的心态。这似乎是极为愚蠢的。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的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是最适合于科学革命的，因为战争最能刺激科学。这就是说，中国抑制战争技术的做法，乃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科学革命的机缘。但中国古人则不以为然。科技用于军事之无限，而使战争不断升级，其受害者为谁？肇事者是否一定获益？倘若战争不断升级而破坏他们的内环境，以致毁灭自身文明，那又怎么办？

假如地理环境允许海外扩张，从而古代中国能够像近现代西方那样的“输毒于外、嫁祸于人”，即把内在矛盾、祸因乱源统统都推向外部世界，而使自己的社会环境变为最佳状态——“竞而不争、争而不乱”；那么，或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和谐文化”尚未成熟），中国人便对他们所发明的技术和“技术的爆炸性效应”（极具负面性），都采取积极乐观、而不加限制的态度，这样一来，就会涌现出许许多多个科学家（但没有像惠施、墨翟、公输般那样的道义）。于是，产业之“开物成务”，社会之“唯变所适”，均无需经过“人文化成、正德惟和”，这难道不能直通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吗？然而，如前所述，历史中国的地理与生态特征（矛盾总是“向心聚爆”，而非“输毒于外”）决定了她不能走西方式的道路。即便是中国成功地打出去，她也无法具备适合于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因为从外缘向着文明中心，地形愈低和生物量递减这两点，决定了内外矛盾（内忧外患）是向心聚爆。唐诗云：“征战穷外域，杀伤被中原。”

表解　地理环境的战略意义决定科学革命与否

中国古人对于战争技术乃至科学革命，抱着“不敢为天下先”的态度。而近代西方人则截然相反：他们只想眼前突破，不计将来后果；一味物质进取，不负和谐责任；唯在自己获利，哪管他人受害！

意大利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达·芬奇曾给米兰公爵的一封求职自荐信，自我介绍有10个方面的才能，其中9个方面都是涉及军事机械和武器。达·芬奇以其才智贡献战争的热情，酷似公输般（当然，他不会像公输般那样，米兰公爵也不会像中国楚王那样，皆能被墨翟用道义折服）。达·芬奇写道：

最杰出的先生，我已经看过，而且研究了所有自称为军器发明技术大师们的试验，而且发现他们的设备与普通使用的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别。我特向阁下报告我自己的某些秘密发明。兹将其一一简述如下：

（1）我有一套建造轻便桥梁的方法。这种桥梁便于运输，可用于追击或击溃敌军；还有建造其他比较坚固的桥梁的方法。这种桥梁不怕火烧刀砍，易于升降。我也有办法烧毁敌人的桥梁。

（2）在攻城时，我知道怎样排去护城河的水流和怎样建造云梯之类的设备。(www.daowen.com)

（3）如果由于敌方阵地居高临下，十分坚固，无法加以炮击，只要敌垒的基础不是岩石构成的，我自有办法埋设地雷炸毁敌垒。

（4）我还知道怎样制造轻型大炮。这种大炮易于搬运，可以射出燃烧物，燃烧物发出的烟雾可以使敌军丧胆，造成破坏并引起纷乱。

（5）我可以悄悄地挖掘狭窄而弯曲的地道，通往无法到达的地方，甚至可以通往河底。

（6）我知道怎样建造坚固的带盖的车辆，把大炮运进敌军阵线、不论敌军如何密集都无法加以拦阻，步兵可以安全地跟随前进。

（7）我能够制造大炮、臼炮和投火瓶等等，其外形既实用又美观，与目前使用的都有所不同。

（8）在无法使用大炮的情况下，我可以改用石弩和目前还没有人知道的其他巧妙的投射武器；总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能不断想出攻击的办法。

（9）如果进行海战，我也有无数用于攻守的最厉害的武器；有防弹防火的船只；还有火药和易燃物。

（10）我自信在和平时期，在建筑方面、在建造公私纪念碑方面、在开凿运河方面，我比得上任何人；我会雕塑大理石像、铜像和泥像；我在绘画上也不比任何人差。我尤其愿意负责雕刻永远纪念你的父亲和十分杰出的斯福萨家族的铜马。要是你认为上述事项中有哪一些办不到或者不切实际的话。

此须说明三点：第一，在近代以前，没有实验科学传统的欧洲，怎会有一大堆实用技术“从天而降”？事实证明，达·芬奇等人是撷取中国的。这不仅是加文·孟席斯的孤证己见，许多科技史家都有如此共识。^[41]

第二，上文显示，达·芬奇是缺少道义、献媚权贵之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邪恶风气，可见一斑：不仅全面杜撰“古典文明”，^[42]而且几个弹丸城邦都是热衷于战争，而陷意大利于内战分裂、异族占领，长达数百年。

第三，追昔抚今：如果说，对于“西洋文明”打破天地和谐，其历史功过尚难判断；那么，它在武器上之无限突破，而置现代人于总体毁灭的威胁之下，我们不应该深刻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