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文明面对着“发展悖论”，这是文明本身所不堪承受的。

就拿机械及科技来说吧。它们的“负面”（打破和谐的一面，后患无穷），不仅转化为文明内部的天灾人祸——社会失衡（引起周期性的动乱），而且还转化为其外部的天灾人祸——草原暴力（“反克文明”的好战部落，例如蒙古征服）。汤因比说：如果不是文明中心的技术外传，就不会有如此的摧毁文明、征服欧亚的大型战争。^[31]就像下面这段引文所写的：

打到中原腹地的蒙古军，突然敢于攻城，善于攻城。因为他们拥有了云梯、强弩、火炮。这让金宋两国的守军都吃不消。他们惊讶地发现：蒙古兵除了骑马野战之外，又获得了摧坚拔城的武器和技能。一个草原部落，突然拥有了攻城的云梯、火炮。军事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如此神奇的力量来自何方呢……主要来自中原内部，即汉人的技术援助……由于女真族的金国占据中国的北方地区——华夏族的文明中心，残酷压迫汉民族，所以金国治下的汉人迫切希望能够打击金国，许多汉人工匠将制造云梯、强弩、火炮的技术，带到了蒙古军营。令这支骑兵在具备野地作战的“武功”同时，又具备了拿下世界所有城池的“神器”。

……而南宋在军事上尚能领先塞外四国的，就是武器和技术……宋朝由于拥有巨额军费和强大的科研实力，在军事科学技术上是当时领先的，宋军当时的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量装备火器的军队，曾公亮就在1044年编著了《武经总要》，其中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还有为数甚多、种类齐全的火药武器，从“步枪”到“地雷”都有，甚至还有“枪榴弹”以及“火焰喷射器”。宋军与蒙古军合灭金国时，蒙古军的火器，完全由宋军提供。^[32]

进而言之，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创新的负面，及其机械与科技的负面，不仅会转化为本土环境的天灾人祸，乃至转化为反克文明、征服世界的“草原暴力”；而且还会转化为遥远的西方的社会危机（中国技术的西传导致了欧洲的人神火拼、族群吞噬），乃至转化为战伐全球、无限升级的“海洋暴力”。

此需解释，作为世界性的战争源，草原暴力和海洋暴力是怎样兴起的？简述四点如下：

第一，在近代以前，那里的自然环境不能支持人群的稳定生存，一般都是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的地区（主要是欧亚大草原和欧洲陆地和岛屿）；因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皆是异常紧张，根本谈不上发展和进步。

第二，如果没有中华文明的技术、智能和管理方法的传入，那里的冲突只是原始性与内向型的。然而，技术——尤其是战争技术——的传播是很快的。历史上，文明的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普遍地提升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手段。汤因比说：“大一统国家要想遏制住边境上的蛮族，就免不了打仗；但是，打仗反而用自己先进的战争技术训练了蛮族。战争技术比其他领域的技术传播得更快、更深入；在各种输出品中，武器比其他工具传播得更早、更远；另外，由于本地蛮族市场的需求，蛮族工匠的技术不断提高，逐渐能够复制从邻近文明社会输入的武器。欧亚大陆的游牧蛮族如果没有输入的武器，根本不可能武装起来发动大规模的进攻……”^[33](www.daowen.com)

第三，为什么掌握技术和创新主动权的文明（中国），却不能有效地应对野蛮暴力？其根本原因是，文明的技术传播不仅仅是装备了野蛮暴力，更重要、更致命的是，它使对方在地理上具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地缘政治）。由于气候苦寒、荒漠绝粮或海浪凶险，文明无法靖平野蛮暴力；后者一旦获得技术，则如虎添翼。它打你顺风顺水，你打它难上加难！李华《吊古战场》云：“北风振漠，胡兵伺便……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剪屠。”又云：“齐魏徭戍，荆韩招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斁，无世无之。”

第四，地理上的战略优势是至关重要的。在“全球化、一体化”之前，如果一个国家不具有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尤其是它的海洋不利于“外向发展”（距离彼岸太远）；这就意味着其诸多矛盾不能疏解出去，人口与生态的压力很大，内忧外患则向心聚爆；此种“国情”，需要“和谐文化”来凝合社会及天下，若是选择相反的体制——适合于战争的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的政治和适合于科技革命的竞争性的模式，那就无异于选择民族自杀。但对于那些具有地理上的战略优势的族群来说，它们也就可能具有其他各种战略上的优势。草原暴力和海洋暴力都具备了“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这对和平或和谐的人群来说犹如天敌。除此之外，草原暴力是一次性的发作，而适合人居的海盗王国则能够进行“暴力再生产”。后者在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使其社会经济从“零发展”变为大发展。

由此可见，伴随着文明而来的问题和忧患是何等的巨大、何等的危险！

连续千年的中国科技之西传，不仅“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34]也点燃了在整个欧洲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从而造成了欧洲宗教的失控（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以致人神火拼，族群吞噬，而趋于灭顶之灾。幸亏中国的越洋技术（造船术、指南针和航海图，加上火药）让欧洲人占领了美洲，从而嫁祸于人，纾解其内部，否极泰来，化腐臭为神奇。但这对于全人类来说，则是机械与科技、武器与战争的无限升级，由此通向万劫不复！即汤因比所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35]

汤因比又说：“欧洲有意识地树立起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可以认为是从一六六一年英国设立研究院开始的。”^[36]颇为讽刺的是，当时的英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技术发明，主要是撷取中国科技。如前所述，1700年左右西方所列的九项重大发现和发明，都是源于中国。再如1751年，伦敦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荣誉会员”，表彰他在华期间向英国提供有关中国科学的信息。^[37]

另一方面，今人多会赞叹，英国于1661年设立研究院这件事是开启了“科学昌明”的时代，却蒙昧于这件事的深层忧患。它说明近代西方对于它直接和间接从东方嫁接来的“器用知识”，进行单独开发和无情滥用。这在往古是“双刃剑”对内，会引起民族自杀；而在1492年之后，西方由于怀抱全球，向外宣泄，科学对其自身乃“利而不害”，对异域则“战无不胜”。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从科学那里……我们（西方人）汲取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既我们也和神一样，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的生死的主宰者。”^[38]但无论如何，全人类从此开始了死亡之旅。

今中国也有科学院与科技大学，此乃针对国际竞争而起，服务于民族自强；若非如此，则难免亡国灭种；但这样做，无疑也会加剧人类的负面性。然而，当务之急是民族幸存与国家崛起；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找回已丢失的真正的智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