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一下：科学（包括今人所崇尚的逻辑和数学，及科技百科与知识爆炸等）都是植根于第二本能——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因而是双刃剑、是“发展悖论”。在近代以前（不能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如果没有“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化解双刃剑与“发展悖论”，那么，一切为零。果真如此，除非以宗教禁锢“本能”（人欲、人口、人为、人智），否则是径直的自我否定、自体毁灭。鉴于这番道理，近代以前的西方是根本不可能创造或拥有科学的。

现代科学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中华民族连续亘古“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而又在向外辐射和传播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从“量变”到“质变”的产物。科学技术的数千年的“量变”发生于中国，数百年的“质变”发生于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近现代的“质变”有两层意思：

第一，科技发生了“裂变、聚变——其本身开始爆炸性的发展。由于有了“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科技获得了无限制的、大幅度的发展。

第二，科技发生了“突变、蜕变”——它开始“爆炸”世界及生物圈。科技从原先的“顺天应人、巧夺天工”，变为现在的“戡天役物、屈天伸民”^[7]；即天人关系原先是和解、和合，现在是对立、对抗。

先是中国向西洋赠予传统科技（原动科技），而后，现代中国被迫接受西式科学。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只有熊十力等极少数人别具慧眼，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不懂这个辩证关系。有些著名学者竟武断地宣称，中国没有科学传统，甚至说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也“开不出”民主与科学。这就像李约瑟所批评的那样：

根据通常的说法，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科学和技术……人们竟然一直相信这一点，这似乎是很奇怪的。然而，当我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时，我的汉学家长辈们就有这种印象……（他们对中国文献一无所知）往往人云亦云，因此中国人最后自己也相信了这点。中国的大哲学家冯友兰……写的一篇论文用了这样的题目：“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他在文中说：

“我要斗胆地下个结论：中国不曾有过科学，因为根据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中国不需要科学。——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精确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只是自己。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并不是知识，而智慧的功能也不在增加身外之物。”

这段话当然有一点道理，但只是有一点而已……汤恩比之（西方）乐观主义云：“不管是否可能在西方历史的源流上，找到西方人机械的源泉，我不怀疑‘机械癖’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就像爱美是希腊文明特有的，宗教癖是印度文明特有的。”

……中国人并非像冯友兰所说的，对于外界自然不感兴趣；而欧洲人也不像汤恩比所吹嘘的，那么富有发明天才。^[8]

从上面这段引文，我们引申两点：

第一，冯友兰说中国文化不含有、也不需要科学，牟宗三也是在这个思路上考虑、并且加以发挥的；后者称，中国文化“开不出”科学传统，他还解释“中国所以不出现逻辑、数学、科学之故”。^[9]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哲学家，都是陷溺于歌德所言的“时代的谬误”^[10]，执着于西方的“线性思维”，而进行概念推理（而非整体、圆融、有机、和合）。他们违背了熊十力所证的中国智慧之“体用不二”^[11]“性智与量智合一”^[12]，因而不懂得：西方没有“体”（道）、没有“性智”（真知），^[13]是不可能创造科学的；至于西方的“用”（科技）和“量智”（知识），那都是中华文明奠基近代科学和凿通世界地理之后的现象——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由此，科学“脱中入西”，而凸显神效。

今人所看重的“逻辑、数学、科学”等，都是“智慧工具”（工具理性），而非智慧本身；说到底，它们都是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天性），都是“双刃剑”和“悖论”（体现着人的“自我否定”）。因此，在近代以前，除了中国文化能够涵融之、处理之，它们不能单独存在于任何空间与时间之中的（那时，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而截然不同于1492年之后）。

第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然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洞见：中西及世界之未来，若是免于人类自毁的话，必将是“九九归一”——回归于中国的“道”；但是，他未能知道在“文明”的层面上，世界历史是“五教同源”——中华是现代文明的真正源流，而西方则不能创造科学与文明，欧美文明是源于中国的。

上面那段引文中的汤因比所言“不管是否可能在西方历史的源流上，找到西方人机械的源泉，我不怀疑‘机械癖’是西方文明特有的……”我们认为，除了杜撰之外，西方自身找不到“机械的源泉”。汤因比（1989—1975年）忽略了其同时代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贝尔纳（1901—1971年）所写：中国几乎是世界历史上的最发达的技术中心。^[14]遗憾的是，汤因比也为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与文明》写了评语，却没有参考该书所论中国的机械成果及其对西方的贡献。最近，另一位英国学者霍布森明确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数千年里，欧洲几乎没有自己的发明与发现，而近代西方的科技及机械的源泉是在中国。^[15]霍布森写道：

我们重审欧洲中心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即只有西欧发展了“机械观念”。雷德里克·莱恩称：“毋庸置疑，当远东的艺术家画花、鱼和马的时候，达·芬奇和弗朗西斯科·马蒂尼着迷于机械。欧洲哲学界把宇宙看成发条装置，把人体看成机器……”

鉴于（历史上）中国的非凡的发明，上述观点不能成立……欧洲自身的发明是少之又少的……尽管……欧洲人展现出吸收中国诸多技术发明的杰出能力，但这种吸收倾向与“创造性”的机械时代前景，并非一回事；如果说有人展示了这样一种前景，那一定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16]

这里提到的“达·芬奇和弗朗西斯科·马蒂尼着迷于机械”，应该说明的是，他俩都是“借用”中国的机械蓝本（不只是加文·孟席斯这样说）。^[17]

就在西方已经开始掌握中国的众多的机械发明之后，门多萨这样赞叹中国人——“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勤劳而工巧”；“中国人是心智最高的人种”。^[18]利玛窦也亲眼证实：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利因素。^[19](www.daowen.com)

这岂不是否定了“机械癖是西方……特有的”吗！我们从汤因比的这句话的本身，就能够判断出，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机械”，没有“逻辑、数学、科学”。为什么？因为它们都属于“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就像伏尔泰所说“人有一种运用机械力学的本能”^[20]；故而，它们必须被超越它们的智慧来保护、驾驭、开发和应用；而这种智慧只有中华才有。因此，由于它没有“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西方说自己在历史上有“机械癖、爱知识、科学缘”，那就等于它原是子虚乌有！

说深一步，鉴于机械或技术具有极大的负面性——变乱自然和人心（后者指，它使人从“亲和性”变为“斗争性”。参见《庄子·天地篇》论机械与机心），所以在1492年之前，人们很难掌握机械或技术（若无和谐文化与智慧，则根本不可能获得它）；其难，不在于机械或技术之本身，而在于它的负面性。那时，人们囿于国土环境、乡土生态，它需要一种整体平衡的智慧来化解“人为、人智”的负面性；否则，追求机械或技术，则不仅得不到它，反而是社群自杀。汤因比在这方面却看得很透彻：

如果说，人类在为对付自然而利用机械一事上、包含着各种风险的话；那么，当他们求助机械来处理自身关系，及自己与同伴的关系的时候，就一定会招致巨大的麻烦。

新技术的掌握和文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技术虽能使人类征服和控制外部环境，但如果人类证明他自己不能对冲撞其心灵的挑战、战而胜之的话，技术就常常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21]

正因为西方没有“和谐文化、和合智慧”（天人和解、和合），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不仅不能创造机械和技术，而且也不能承受它。当众多的中国发明传入欧洲的时候，导致了一连串的“地震”^[22]——实际上是灭顶之灾：宗教失控，人神火拼，族群吞噬；生态环境也全面退化，生存危机愈演愈烈，祸乱数百年而趋于毁灭。环境历史学家唐纳德·休斯，注意到中古后期的欧洲深陷祸乱，而生态危机则也在并发之中；假如不是1492年之后的扩张与殖民，从而缓解其内在矛盾，那么，基督教西方则会遭到万劫不复的。^[23]

抄袭中国机械的达·芬奇，竟把它献予权贵，用于战争；立马意大利就陷于了内战，外族入侵接踵而至。达·芬奇本人四处躲避战祸，客死异邦。这就叫“绝顶聪明”吗？

幸亏西方人赶上了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又得到了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因而把原先具有自杀性的火药，转向了去摧毁和劫掠外部世界，因祸得福，且成暴富。这被今天的西方学者称为“生态帝国主义”^[24]——既缓解了欧洲本土的生态，又使全球财源资源汇集于西方。

我们现代人很难摆脱西方的机械、线性的僵化思维的影响，学者更容易执着于此。因而，人们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道理，即：正因为中华民族具有处理“人为”的智慧，在“和谐文化、和合智慧”的监控下，有限开放科技与生产力，故而是合理地、持续地“谋取”自然；只有这样，历史中国才能够拥有科技及其成果，而确保它们不被滥用于自毁家园、自我毁灭。

请允许我们不厌其烦地重申一遍：在1492年之前，西方的“机械癖、爱知识、科学缘”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往昔的“自成系统、自我循环”的地区生态——人与自然乃直接的生命攸关——根本“不兼容”如此双刃剑（佛教云“国土危脆”）。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中国的几千年成果的基础上，1492年之后，西方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实现了科学技术“裂变聚变”（科技革命）。但是，科技有多高，其可能造成的危险就有多大。

总之，西方科学纵然再高再大，也是中国科学的“从量变到质变”；同时，也是中国科学因其“文化失控”、而发生的灾难性的“蜕变”——西方科学脱离了“智慧”，属于人的“固有愚蠢、死亡本能”！

泰戈尔说：“中国的科学是对宇宙万物旋律的掌握。”法国思想家瓦莱里称：中国人在科技上早已“掌握了无限扰乱地球的方法”^[25]（只是“不敢为天下先”）。熊十力断言，科技在中国很早就已发达和齐备。

圣智（智慧）与人智（知识、科技、逻辑）：辩证关系、对立统一
现代科学及知识系统并非产生于其本身，并非产生于某种方法（如逻辑）和“传统”（科学传统或知性传统）；它们产生于那与自然和解的“智慧机制”，在近现代的条件下得以“绽放”而已。人皆有知识的潜能（第二本能），但它是双刃剑，会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多重冲突。在近代以前，即在世界联通。人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之前，单纯的知识是寸步难行，动辄玉石俱焚，结果为零；确保知识的应用和积累的是中国智慧（智慧机制），它负责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知识具有脱离智慧、无限扩张的倾向，却是危险的或毁灭性的；这个危险或毁灭，在今天是迟缓的和彻底的，在古代是直接的和局部的。所以，西学原于华夏，非而源于西方的“爱知传统”。西方式和希腊式的知识传统不存在于近代以前。

深度思考：知识与科学产生的原理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这里，“道”是智慧，“器”指器官、大脑。后者是智能生物（人）的独特本能（第二本能）的载体，人智。知识和科学等皆植根于它。脑的产品是双刃剑，有破坏性。反克自然亦是人的自我否下。因而必需“道的智慧”来驾驭、监护和平衡之。由于第二本能（人智、知识等）倾向于脱离本体和自我膨胀，故而“道的智慧”就应该是开放包容和起伏精进（化解知识与科技的后果）。如果“道的智慧”追不上“大脑智能”，人类的局部乃至全体就会毁灭。

心灵产生智慧，旨在保护大脑的成果，消除其副作用，以免天人冲，玉石俱焚。原本心脑合一，人类安和；而后心脑分裂，天人相胜。传统是恢复和谐，动态平衡。现代是执着于脱离智慧的“大脑创造”（智能、科学）。

抱着“线性思维”的人总认为，与自然做斗争的思想（知识）本身包含着“智慧”，因而它能一步步走向胜利（人定胜天），即通过逻辑、知识、科学来达成的现代的成就。凡此，都是“一厢情愿、一曲之士”。就拿图中ABC来说，它们在本质上并无内在联系。如果仅是它们自己（逻辑系统、反克自然），而无“道的智慧”参与；那么，ABC它们各自向前一步，就是物极必反，趋于毁灭。这就是说，近代科学及其相关知识，是不可能发端于没有“道的智慧”与中和思想的西方或希腊的。而在历史上，中华文明几乎是唯一的地理之适度挑战和文化之动态平衡，因而最适合发展科技与经济。因此，硬说希腊或西方逻辑与知性能够带来科学，这是很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