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定谁是“第一个近代国家”，西方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英格兰、法国、西班牙或荷兰，甚至立陶宛？然而，中国已展示近代化的关键要素有许多世纪了！——英国历史学家阿梅斯托^[1]

曾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罗兹·墨菲感叹：“在许多方面，宋朝……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2]

以下是哥伦比亚大学《世界历史·亚洲热点·中国与欧洲》讨论中国的发明与中西两边的近代化（王斌和彭慕兰两位教授主讲），其部分内容如下：^[3]

在1000—1500年，中国主导着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自1550年开始拓展；各种指标显示，中国比欧洲更有活力。比较1500—1800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主要经济区域——江南和英格兰，我们发现颇为相似，两地的人口数也差不多。

直到二十年以前（即1984年以前），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是分散研究；它让我们都会相信，近现代世界的形成主要是欧洲人的故事……我们都会这样理解，即：现代世界的建设与运动都是欧洲人的动机、努力和意图的产物。过去二十年，学者们研究世界的其他部分，而东亚则是关键区域；他们开始认识到东亚所发生的经济发展的动量，与先前的欧洲很相似。从最近十年的综合透视中，专家们越发感到欧洲的历史仅仅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以下是《远东经济评论》的片断：

林达·沙佛尔（Lynda Shaffer）：《中国：技术和变化》（摘录）：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把近代西欧的起飞特别归因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培根并不知道它们的来源。……由于李约瑟的著作，西方知道了：在欧洲兴起之前，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是无与匹敌的世界领导……她的发明和发现，对欧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印刷术不仅大为减少因手工而造成的复制错误，而且还促进了旧书刊印和新书出版。由于书写材料变得便宜和容易，知识迅猛增加。至少是部分原因，印刷术最终导致古典人文主义和别的文艺复兴的思想的扩展，进而还激发了宗教改革……欧洲引进火药使城堡和别的中古要塞都成了废物，它有助于把西欧从封建贵族的权力下解放出来。有了指南针，葡萄牙和西班牙资助的航海成为可行，它导致了大西洋欧洲单独占有西半球。葡萄牙水手还环绕非洲，开辟了从西欧到东非和亚洲的航海路线。

……而中国的这些发明，先前已经基本上改变了中国本身……人们能注意到，中国是在唐朝后期开始具有上述三项发明的，也就是它们在欧洲出现之前的四百到六百年。……到了宋朝（960—1279年），中国发生了全面而根本的变化。实际上，历史学家开始使用“革命”来定性在宋朝达到高潮的技术与商业的进步；亦即，18世纪的英格兰所发生的变化被定性为“工业革命”，这种方法同样适合于宋代中国在别的方面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例如，唐朝的政治精英是贵族（世家大族），而宋朝则迥异（平民选士）。没有人曾经考虑过火药的发明导致中国的世家大族的灭亡，它发生在该项技术问世不久的750—960年之间（引者按：有证可查的首次火药使用是在五代十国。敦煌莫高窟的绢画《降魔变》是中国最早的火药火枪使用艺术描绘，于五代十国时期绘成。五代十国时，战争频繁，暴力手段升级，彻底倾覆了传统秩序与特权）。

……火药摧毁城墙的作用凸显。由于中国人没有垄断这种可怕的新武器，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不久就学会使用它，而令“忧患”变得更加严重；宋朝最终亡于蒙古，后者是从欧亚草原升起的世界历史的暴力之最。因此，火药对中国自身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统一、太平的王朝暴露于灾难性的“草原暴力”之下。而火药对西欧的效果则是相反的（引者按：应该具体分析：在其掌握指南针而从事海洋扩张、并且成功的劫掠世界之前，火药对于欧洲是毁灭性的：宗教失控，人神火拼，连续战乱数百年；而在之后则相反——西方在其用火药摧毁异域中成为“文明的暴发户”）。

印刷术对中国本身的冲击与后来它在欧洲发生的相似。例如，印刷术贡献于古典儒家的重生（公元3世纪），从而使已衰微数世纪的原旨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复活了。在汉朝灭亡之后……儒家逐渐丧失了其在学术界的中心地位。来自印度的佛教取而代之。佛教徒认为，人间的痛苦和混乱的根源在于人追求虚妄之感觉，在于人们的虚假的雄心。觉悟和拯救的途径是从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到9世纪，古典儒家的重整旗鼓，使社会再现较为乐观的文字表达，肯定了“有为”的现实世界。儒家在学术界的复振有很多原因，但印刷术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引者按：印刷术改变宋朝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与文艺复兴在西方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可被等量齐观，而且同源于中国发明。汉学家谢和耐感慨：“正是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流传的更早著作得以保留至今。这些印刷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材料，证明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13世纪中国人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绝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的历史。”）^[4]

在10世纪中叶，有大量的儒家经典被印刷和传播。学者返回古典是分享人文主义的运动的一部分，如同后来的西欧文艺复兴。西欧的宗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儒家哲学出现和胜出的“异地重光”……印刷术可能是中国政治制度最强烈的冲击。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度）溯源于汉朝，但在宋朝，该制度成为中国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利的途径。在将近一千年里（除了蒙古统治的早期），中国政治被“简易出仕”的士人管理，他们在新儒家的考试中出类拔萃。成千上万的人学习应考，需要成千上万的书籍；倘若没有印刷术，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政权对98%的全国男性开放，故而，在18—19世纪西欧发展代议制民主和普选权之前，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

最后我们来谈指南针……在宋朝，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高技术的海洋商船与海军。到15世纪，中国人的船穿梭于北太平洋和非洲东海岸之间。他们能够艰辛地绕过非洲之角到达葡萄牙港口，但他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从事高成本的交易……

显然，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中国……尽管发生在8—10世纪中国的变化，不同于发生在13—15世纪的欧洲。责怪欧洲的技术来得太迟，这是不公平的和非历史的；同样，责怪中国人没有率先闯入西半球……这也是不公平的和非历史的。(www.daowen.com)

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工业革命的种子在中国：1000—1200年》（摘录）：

早在11世纪，中国政府的武器库每年制造了1，600万个铁箭头。11世纪的华北，有水轮传输带驱动的机器，将亚麻纤维捻成纱线；这个机器有32个纺纱头在同时转动，这已很接近现代的环锭纺纱。类似的装置被用于加倍丝绸缫丝。机器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人手的动作被木材和金属工具所复制，排列成单元被无生命的力量做功……早在这个千年的早期（1000—1200年），中国已经开发出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要素：批量生产和机械化……很晚之后，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不得不从西方进口机械工程，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操作它们，甚至及时改良之；上海的中国企业在通商口岸的时代，竟能够直接参加国际机器展览会，这是需要很好的天赋的。时隔许多世纪，中国人的技术能力很难说已经衰微。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它本应该发生在中国的？

苏珊·劳伦斯（Susan V.Lawrence）：《植株的奇迹》（摘录）：

1492年10月12日晚，哥伦布定神看到圣萨尔瓦多月光下的山丘，他似乎猜到自己在走了半个世界的捷径之后，终于发现了中国……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西班牙贸易商从美洲把当地的高产植物带到了菲律宾，这个西班牙在亚洲的立足点。在16世纪晚期，这些植物（物种），包括玉米、红薯、白薯和花生等，都进入了中国。于是，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经历了人口爆炸……历史见证了从18世纪早期的1.5亿到19世纪中期的4.5亿！

附表　中国的科技发明对西方的贡献（部分）：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由上面的讨论所引发的问题，即：既然是中国的科技发明启动了世界——开始是中国，然后主要是西方；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为什么西方赶超，而中国“落伍”？回答五点：

第一，“发展危巅”。传统中国在维持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的前提下，使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水平（不伤害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近现代西方是找不到的）；以其“正能量”促进普天之下的福祉与和平，自我化解一切“负能量、负面性”，这样的文明岂不是“奇迹之最”！然而，就传统中国本身来说，她已达到高度繁荣的极点了——处于“危巅”；再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和谐的反面，有两种可能性：Ⅰ.冲击外部世界，并且“向大自然宣战”，从而使其自身拥抱“科学—工业革命”和“市场—资本主义”。姑且不论中国文化不会选择这条通向人类自毁的道路，而客观的地理环境也不允许传统中国这么走、这么做。因而只能是：Ⅱ.中国陷于国土生态的进退维谷（无法“外向发展”——利用全球生态）：如果不发展，则无以缓解人满为患与外患；但若继续发展，则是“负能量”压倒“正能量”，化作天灾人祸及内忧外患（更大的人满为患及外患）。于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张力”，通过“战争与和平”（例如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沿着海陆丝绸之路，而向西宣泄与传播；终于在地球生物圈的“薄弱环节”——西洋，获得了突破。这就是西方兴起的基本原因。

第二，“解放本能”。传统中国的科技与发展是中国古人运用“道的智慧”与自然和解的结果。相比之下，近代西方和现代世界的规模空前的科技与发展则是“吃生态”的（变乱自然秩序）：对于西方来说，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耗丧，它就能“创造”多大的物质文明（科技文明）的奇迹。但在1492年之前，西方囿于本土环境（欧洲），而无“海外生态”；所以近代以前，西方在“文明”方面（科技、发展、人文等）几乎为零。不仅如此，由于西方没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在近代以前，即在它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以前，西方向着“文明”方面的任何努力，都是负能量大于正能量，都意味着自体毁灭；由此，近代以前的西方必需“神权禁锢”来窒息人欲人智人为，以确保其最基本的、因而是原始性的存在。近代西方是千载难逢地赶上了由华夏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在被中国人所打通的“全球天下”之中，在中华文明所开发的物质-科技文明的基础上，把人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征服自然的智能）最大化地发挥了出来，折腾数百年而已。是中国把西方人从“画地为牢”和“神权禁锢”下解放了出来。

第三，“海洋捷径”。科学—工业革命、市场—资本主义等，乃至全部的近现代文明，是利用“全球性生态”的产物。倘若局限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那么，西方向此方面的任何“有为”，都会使其家园变废墟的。（所以，在近代之初，浮士德把《圣经》之“太初有道”改为“太初有为”）。对于中华圈来说，要想利用超越国土的“全球性生态”，首先就得“直通”西半球；这不仅必须把全球连为一体，而且必须设法使本国的生产方式延伸到大洋彼岸（特别是大规模的移民、殖民）。虽然传统中国在造船与航海等方面皆领先于世界历史，而且在陆路连接亚欧两边上和在海洋的“地理大发现”上，中国人均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从“旧大陆”航行至“新大陆”，东亚的难度最大，而西欧则是捷径。在其获得了中国技术之际，西欧就变成了天时地利、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这样一来，原先“旧大陆”的传统文明的边缘——欧洲（“化外之邦”），便幸运地摇身一变，成为全球一体的新文明的前沿；而文明中心则也发生中西换位，不仅如此，打下“全球天下”的中国，而今在文明地位上沦为殿后，在海洋时代的地缘政治上沦为猎物。

第四，“生态范围”。在近代以前，世界各地的人群，除了少数和短暂的投身于战争者之外，全都是依靠各自的区域环境来生存的。在此情况下，中国是相对最佳，欧洲则相对最差。中国处于“季风亚洲”的东部，地表生物量丰饶，加上“雨热同季”，其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世界最高。再者，中国文化促成了“大一统、同心圆”，从而造成了极大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空间与统一市场；尤其是中国古人运用“道的智慧”来调和人心、社会及天人关系，从而保持整体的动态平衡，它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坚挺度与持续性都会是很大的。诸位须知这样一个“古今不同”：近现代的发展与否或快慢，取决于政治与经济向外“拓展”（参与世界市场）；历史上的发展与否或快慢，取决于文化与智慧向内“和同”（形成统一市场）。为什么说，在近代以前，欧洲在生存与发展上是相对最差的呢？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欧洲的地表生物量很小，加上雨水多在非生长期（冬季），所以它的农牧业产量都很小。另一方面，欧洲没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把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转化为正能量，它只能是把正负能量、从而发展的潜力，一并“禁锢”起来，所以就不可能有所发展。但到了近现代，一切都被颠倒了——西方是寄生于“全球性生态”，因而它能够最大幅度和奇迹般的发展；而中国仍是基本上囿于本土生态（由于“地缘政治”的相对被动，19—20世纪的中国不仅很难拓展国际空间，而且还承受致命外患）；这样一来，中国在发展方面较之西方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五，“进步悖论”。因为1492年之后的西方是寄生于“全球性生态”，所以它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发展得越快，则生存也越稳当（但若达到生态极限，则不可自救——例如世界大战，此乃后话）。相比之下，在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以前的中国，即在1978年之前的中国，尤其是在历史时期，其生存与发展是矛盾的：注重生存就会妨害发展，反之，强调发展则必危及生存。为何如此？生存需要仁静，发展需要“智动”（孔子曰：“仁者静，知者动”）。智动大则竞争激烈，即人与人、人与自然愈益冲突，这就无法生存了；反之，仁静大则发展被窒息，从而民生凋敝亦会造成冲突与危机。解决的办法就是中庸之道（发而中节），也就是调控竞争；但这样做，就会使发展的速率减半（与近现代文明比较）。其次，加上四围——主要是北方草原和后来的海上祸患——也向中原宣泄矛盾，历史上的中国不得不承受之和用力防范它，因而外部冲击与内部反弹，两者均会增加“紧张内压”；所以传统中国还得进一步限制竞争，从而发展的速率又得减半。其三，再考虑到西方是对外部世界的大肆掠夺和受害国异乎寻常地承受外患这两个因素，那么，按照“欧洲奇迹”的标准，传统中国的发展概率也就微乎其微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历史上的中国是“停滞不前”、而近代又“落伍”这个问题了！

用“停滞不前”加罪于历史中国，这是片面的。相对于近现代西方和发展中国家似乎如此，但在世界历史上则是相反：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持续发展，而且是她牵引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的。所以李约瑟说，应该用“稳健发展”来取代“停滞不前”。另外，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西方在1500年之前毫无经济增长，1500—1820年之间的增长率是0.17%，而在1820—1900年间是300%，美国更高。^[5]这就是说，1820年之后的西方的发展速率可能高于同期中国的16倍（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如此），但在1820年之前的整个“近代阶段”（三百多年），西方的发展还是很慢的。

表解　分析“欧洲奇迹”与“中国停滞”的原因（近代西方的发展是历史中国的1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