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发轫于“四大发明”之西传。进而，不仅在“物质文化”（科技与经贸等）上，^[110]而在“非物质文化”（思想与制度等）上，^[111]中国全面地造就了西方。这里只讲物质文化。它主要是：中国技术连通世界地理和奠基科学-工业革命。在此前后，纸与印刷术催生了欧洲的书写文字，促成了它的社会变革：血缘部落转向地缘国族；火药和指南针导致其内部与外部的征战，从而形成了民族国家所必需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书写文字。

尼尔·鲍得教授说：没有纸就没有西方文明。^[112]人类学家张伯伦认为，西方文明是从纸开始的，而古希腊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尽管他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武断地把造纸的“专利”归于西方）。^[113]英国古文字学家大卫·迪林格说：“……在纸的引进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的帮助下，字母写法已经普遍解决了文字语言的难题。”^[114]

所以，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坚持用“书写文字”的标准，来否定西方“历史谱系”。详情如下：

斯宾格勒拒绝那始于歌德和温克尔曼、被尼采发扬的希腊崇拜。对于斯宾格勒来说，希腊和罗马不是西方，而是有其自身的循环规律的不同文化……至于为什么希腊人不是我们（西方人）的祖先，斯宾格勒从书写文字这件事来阐明的。他说，书写文字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西元10世纪的时候，西方完全没有文字，因而那以前不可能有历史。书写文字，对于信件，对于发明记录、诗集、传记、报告、宪法和政府文件，乃至西方的基本文献——《圣经》，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西方来说，没有书面文字，其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被说成是我们（西方人）的祖先的希腊人，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非文字的；字母文字，在希腊文化开始后的许多世纪才出现。被当作西方文学的基本史诗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口语集成的……由此，斯宾格勒质疑：难道一个基于书写文字的文化，竟是如此的非文字文化的直系或学生，即：它的最重要的文献产生于口语……希腊的历史学（即使存在），也是最原始的记时记事的意识。

斯宾格勒批评希腊是西方源头这一说教，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该历史哲学具有多文化交流的建设性意义，它否定单纯西方的历史模式和这样的“三段论”：古典→中古→近现代。^[115]

进而，斯宾格勒严厉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篡改和伪造历史，它旨在扼杀“高级人类”的历史作用，而把西方自己置于太阳般的中心地位，向那些属于“异文化”的群星投射“文明之光”。斯宾格勒写道：

那么，世界历史是什么……没有一个人严肃地深思过它，更少有人对自己的知识有过怀疑……事实上，世界历史的编排是一种没有得到证实的、主观的……想法，因此迫切地需要一点点怀疑精神……(www.daowen.com)

由于把历史再细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框架，然而它……主宰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使得我们已无法认识高级人类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无法认识……在西欧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小小局部世界的真正地位……未来（复兴）的诸文化肯定难以相信这样一种框架的有效性，因为它持有一种简单的直线发展观，它的分配比例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会随着每一世纪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不合理；还因为它无法把不断进入我们的知识之光的新的历史领域包括进去。可尽管如此，这种框架的有效性从未被人全力攻击过。一直以来，历史研究者针对这一框架的批评方式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取消了某一现行的方案，却没有提出其他的任何替代方案。玩弄“希腊中古时代”或“日耳曼古代”这样的用语，丝毫也不能帮助我们去形成一幅清晰的、具有内在说服力的图像，以使中国……（等）帝国各就其位。至于把（世界）“近代史”的起点从十字军移到文艺复兴，或从文艺复兴移到19世纪初这种变通的做法，不过是想要说明这一框架本身应被看作是不可动摇的和完满的。

问题不仅在于这一框架限制了历史的领域。更糟的是，它左右了历史舞台。西欧的领地被当作坚实的一极，当作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选定地区——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生长在这里；而那些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伟大历史和悠久的强大文化都只能谦卑地绕着这个极在旋转。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领地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并将其当作中心的太阳。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但是，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

我们得感谢那一欺骗提供给我们的大量视觉幻觉（日久天长便习惯成自然），借助它们，那几千年的遥远历史，例如中国……便被缩小为纯粹的插曲……我们的位置，自路德尤其是自拿破仑以后的几十年历史，则如巨型怪影般（Brocken-spectres）傲然耸立……

不言而喻，对于西方诸文化而言，雅典、佛罗伦萨或巴黎的存在，远比洛阳或华氏城（Pataliputra）重要。但是，依据这样的一种评估来建立世界历史的框架行得通吗？如果可以的话，则中国的历史学家大可建立另一个世界历史框架，在那里，十字军、文艺复兴、恺撒、腓特烈大帝等都无足轻重，只要一笔带过……把短短几个世纪、且又完全局限在西欧的“近代”历史，同上下数千年的（东方）“古代”历史对立起来，并且还把大堆的前希腊文化全都偶然地堆积在那一“古代史”中，不加审查……这样做不是极其荒诞可笑吗……我们不是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把印度和中国文化那深广而复杂的内容，都贬抑为脚注了吗……

对于这一流行的西欧历史框架——它使那些伟大的文化全都绕着以我们为所有世界事变的假想中心的轨道运行——最恰当的称名莫过于历史的托勒密体系（Ptolemaic system of history）。在本书中，我将提出一个替代的体系，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中国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从分量来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像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精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116]

表解　中国科技在西方的“爆炸性效应”^[117]〔中国西传的科技发明有一百多项，^[118]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它决定西方的存亡续绝和文明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