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导师J.G.沃斯主张，历史上的犹太-基督教无缘于科技发明，后者发生于“普遍的上帝的赐予”，它体现于中国。沃斯写道：

关于发明和发现，它们不是基督教的产品，而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的赠礼……我们的现代科技的基础不是源自基督教的领域。在整个的《旧约》的阶段，犹太民族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信的发明或发现，那儿的人们只知道拜神……在世界的另一边，中国毋庸置疑地发明了航海罗盘、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众多的行之有效的设置和方法。直到五百余年之前，科学和艺术进步的前锋，才开始转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而后转到美国……）我们应该明白，宣称发明和发现及人类的进步都是基督教的产品，是何等的无知和愚蠢！^[101]

根据多伦多大学卢明君教授，在近代早期的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是自由世界主义的楷模（China in Early Modern Globalization：A Liberal Cosmopolitan Model）。中国学者往往忽略东西方交流对于近代西方的重大意义，忽略中国文化启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关键事实。约翰·霍布森确认了“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500—1800年）。埃里克·沃尔夫说，西方宣传它自己的历史脉络是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的欧洲，最终到了美国；但西方中心论的这个说教，却被中华文明影响近代西方的真相所挑战。^[102]

在1500年之后的数百年里，中国逐渐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前锋”变为“后卫”，由此承受着西方的“负面”（原罪），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忧患；她饱尝了19—20世纪的列强与霸权的轮番侵凌，遭罹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同样源于西方的“暴力之最”——斗争与浩劫，从而支撑着西方的“文明极致”，也支撑着我们这颗大不幸的星球家园。当然，中国与西方的如此“谁主沉浮”及其巨大影响，在客观上决定于地理环境与科技发展之间“互动”；即：在中华文明的“阴阳运动”的这个时段（1500—2000年），西方极具“海洋地缘”（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它最初是被中国技术的传播所提升起来的。质言之，西方的兴盛和它的所有的“优越性”都是基于这个地理优势的。相比之下，在这个时段（科技发展的阶段），中国的“地缘政治”则是相对被动：她的海洋易被扼制，并且会成为列强入侵中国的“捷径”。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21世纪开始的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发生转移——“陆海有机”正在反制“海洋霸权”，后者不久的将来就会被淘汰；届时，西方文明就好像历史长河中的军事帝国那样“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汤因比语）。

1620年，培根列举了最具重要性与奇迹性的“三大发明”，但他没有说到它们的来源。到1930年，中国历史学家向达依据国外的资料得出结论：“在中世纪，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传入欧洲，开启了近代欧洲文明。”^[103]现在所知，最早提出“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是中国原创的西方学者，是杰罗姆·卡丹（Jerome Candano，1501—1576年）和让·博丹。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Johannes Stradanus）于16—17世纪之交出版的《新著》一书，排列了九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即：美洲大陆的发现、磁罗盘、火器、印刷机、机械钟、愈疮木、蒸馏技术、丝和马镫……^[104]这九项全是中国“原创”，其中有争论的两项是“发现美洲”和机械钟。

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断言，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就已发现美洲；其中有的论证是在郑和时代，^[105]有的论证是在三千多年前。^[106]

共济会月刊写道：“发现美洲这件事是最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据说，佛教和尚曾远航到达墨西哥的西海岸，姑且不论这个。不难显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直接受到中国影响，其航行的动机和使之成行的工具都是中国提供的；中国的财富像磁石一样地吸引着他，起源于中国人的磁针是他历险的向导。”^[107]

关于机械钟，《互动百科》的解释如下：

历史中国有留下记载的四代计时器分别为：日晷、沙漏、机械钟、石英钟。

最早发明机械钟的，是名叫一行（唐代僧人、俗名张遂）的杰出天文学家，他生活于公元8世纪。他与另外一位中国发明家梁令瓒一起设计了“擒纵器”装置，即所有机械钟的中心部位的齿轮嵌齿结构。

机械钟在中世纪传到欧洲。到14世纪时，欧洲建造了既大又不灵巧的家庭机械钟。它们用钟锤驱动，其精确度每天大约误差在1小时以内。这样的钟在人们眼中通常没什么信任度。它连着一个报时的铃。但既然它这样不精确，在机械装置中也就谈不上显示分与秒了！15世纪时德国锁匠亨莱恩开发明了由弹簧驱动的钟，接着惠更斯在1656年制造出了带有钟摆的更精确的钟，1859年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装了大本钟，该钟成为所有钟楼的标准。(www.daowen.com)

“四大发明”所发挥的历史性的效用，应该是世界变革之最。

今天的中国人几乎都会把其祖先的“四大发明”，与近现代的科技成果相提并论、视同一律，甚至认为是经验偶成、等而下之（较之牛顿、爱迪生和爱因斯坦等）。但许多欧美学者——例如培根——则主张，它们对于西方乃至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纸与印刷术使西方乃至整个“字母世界”，开始通用书写文字，从而开始有了“有文字的文明”——实际上是开始有了“文明”；因为在此之前，“字母世界”就是“口语社会”，而且是处于“前文明”状态的。

然而对西方人来说，这仅仅是其“走向文明”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指南针与火药让他们联通世界、征服世界，那么，陷于数百年危机的中世纪欧洲，就会因纸和印刷的“传播效应”，变本加厉地破坏宗教秩序与社会秩序，再加上火药的威力，难免走向消亡、灰飞烟灭。

在没有纸的时代，（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像纸一般的脆弱；缺少四大发明中的任何一项，它都不仅不会有“文明”，而且势必毁灭——若非纸或印刷，就无法凝成民族国家，也就无法对抗异教徒；若非指南针，就不能疏解矛盾、嫁祸海外；若非火药，就会像十字军一样无功而返、祸水倒流。

价廉物美的纸张……取代了僧侣们借以垄断学问的羊皮纸;印刷术早就等待着廉价的媒介，突然大显身手，像触发的炸药，到处扩散它的既破坏又澄清的力量。英勇的航海家们握着指南针，冒险闯入汪洋大海，克服了人们对地球的无知;耐心的观察家们拿着望远镜，冒险越过教条的限界；克服了人们对天空的无知。……如今再也没有鸿沟来阻碍人的作为了。

“小小的帆船，像天上的星星，也能环绕地球航行，真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古人曾用‘莫再向前’之处，恰是我们用‘再向前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成功、希望和活力的时代。^[108]

在我看来，人们借助于指南针而完成的“地理突破”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性地和致命性地使人对自然“先赢一局”。——赞扬“三大发明”胜过一切的培根宣称：“我拿一切做赌注，担保比赛中人工胜过自然。”^[109]

中国对西方的贡献，远不止四大发明，也远不止科技方面。现在倒好，地球村与生物圈在西方科学面前都成了“纸老虎”了！人类进步的福与祸，中国发明的功与过，以及华夏在世界历史上的主导科技却又驾驭之、限制之，是智是愚？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