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西方人是挣扎于原始性的毁灭之边缘的。到了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如此“末日厄运”十分显著；却又突然被“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这是什么原因呢？历史的玄机究竟如何？

关于中世纪欧洲的末日厄运的“前世因缘”，英国艺术家刊物这样写道：

欧洲中世纪阶段（从6世纪到文艺复兴发生的15世纪），人民偎依教堂，祈求上帝和永生。中世纪意大利的生活是原始的……（日耳曼）蛮族横行霸道，经常焚烧村落，幸存者被抓为奴。基督教提供道德关怀，但缺少先前文化（指后人所想象的“古典文化”——引者）。社会几乎全然无文字，持续地发生灾祸……乃至正在遭受饥馑……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van Loon）讲述农民的一般状况：“他们是生活在光荣废墟上的野人，丝毫没有分享文明；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已经摧毁了它。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对每一件事的无知的程度不超过今天的12岁小孩的理解力……”生活是残酷的和肮脏的……^[61]

西方在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的三百多年中，陷入了愈益深重的人祸天灾；它是趋于毁灭的，并非走向文明；人们普遍绝望，而在“末日”中呻吟。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危机的趋势压倒一切。每一次被外部因素点燃“进步的火花”，就很快被暴力所浇灭了，看不到一点“近代化”的迹象。“不是重生，而是挣扎；不是迈向美好的未来，而是丧失黑暗的宁静。”^[62]

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反思（例如弗洛伊德式的法国哲学家克莉斯蒂娃），^[63]古今西方始终禀赋“人类负面、死亡本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冲突，而趋于自我毁灭。如此“原罪”，在近代以后是转嫁于外部世界，而西方自身则暂时闪烁着“文明光环”；但在近代以前则是祸害欧洲内部：先是宗教禁锢、生不如死，再是人神火拼、刹那生灭。

说起来，欧洲这场危机的缘起也与中国有关；那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科技的西传造成了它的宗教失控：1.中国文化的冲击是：以人为本→自然哲学→宗教改革（战争）；2.中国科技的冲击是：马镫、造纸、印刷和火药等→思想与组织的爆发力→人神及族群全面冲突。

西方因其没有“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驾驭、调和之，故而在近代以前，它既不能创造科技，也不能承受外来科技——科技在那儿全是“负能量”（破坏性），而非“正能量”（建设性）。正如汤因比所说：“人类在为对付自然而利用机械一事上、包含着各种风险……他们求助机械来处理……自己与同伴的关系……技术……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64]《庄子·天地篇》论：机械→机事→机心（视人为物、无情无义）。

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的宗教战争，连续数百年，死人几千万；这场末日般的人祸，在技术上是由中国的四大发明的西传引起的。^[65]根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普莱斯特德的推算，西方人死于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约为五千万；死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人数约为700万至1200万之间，其中在波西米亚是78万至400万之间，在德国是700万至2000万之间。^[66](www.daowen.com)

不可思议的是，这场势必导致西方毁灭的危机，竟然被几项特殊的中国发明——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所逆转，它们被用于“发现新大陆”（1492年）；这件事对欧洲的“纾解功能”直到两百多年之后（1750年左右），才显著“见效”——欧洲人使火药（枪炮）从摧毁欧洲内部，变为摧毁外部世界，（即伊恩·莫里斯教授说：欧洲人“拥有能横渡大洋的船只和射杀大洋彼岸人们的大炮”.）^[67]从而西方自身的致命性的祸因乱源，被宣泄出去了；并且还“换来”财源资源滚滚而来，长时间的倾注于己方。就这样，西方第一次有了“文明”！

所以有学者说，是成功地进行海外扩张与殖民掠夺这样一种“生态帝国主义”，^[68]使西方转危为安、否极泰来的！实质上，西方是异常亢奋地“以空间换时间”，而把它自己的“末日”强加给了全人类与生物圈（此乃后话，兹不赘述）。

关于中古—近代之交的三百多年的西方“末日厄运”，剑桥大学教授坎宁安和克雷尔在其所著《末日四骑士：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战乱、饥馑和死亡》书中，专门介绍近代早期（1490—1648年）的情况；该书以《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为纲目而展开，分别是：1.白马：宗教末日；2.红马：战争杀戮；3.黑马：灾害饥馑；4.灰马：瘟疫流行。摘录其片断如下：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该时代的人犹如活在最后的天……世界末日和时间尽头。……根源于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和人口的全面危机……

历史学家们已经共识：从1490年到1648年是欧洲危机的阶段。农民暴乱，在德国始于152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始于1530年代，英格兰于1536年，法国于16世纪末。……危机在政治领域：……战争随着新王朝和邦国迭起而流行于欧洲。危机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该时代人遭受无告的艰辛和饥饿……危机在人口方面：1348年之前到15世纪末是黑死病，而后欧洲人口首次猛增……

大规模冲突发生在许多地区：……1540年施马尔卡尔登战争，1560—1590年代法国宗教战争，西班牙和联合省的八十年战争，欧洲各国多卷入的三十年战争……

人口增长……使状况恶化……灾荒和饥馑之严重，前所未有。歉收连续发生于1490—1494年、1490—1494年和1515—1519年。在德国引起可怕饥馑和1520年代的农民战争。据估计，法国所经历的特大饥馑，15世纪是7次，16世纪13次，17世纪11次。

农业经济的危机归因于脆弱的耕作体系、恶劣天气和人群冲突……农业生产在极大风险中惨淡经营。^[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