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克（Karl Bucher）说，古代西方（希腊、罗马）的经济是原始的。^[1]那么，中世纪欧洲是不是有所进步呢？回答是否定的。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欧洲中世纪的千年（500—1500年）是零增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进步与发展；他们称之为“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顾名思义，人口稍有增加就会发生天灾人祸，这是自然的强制平衡，称之为“自我均衡机制”（self-equilibrating pattern）。^[2]虽然历史上的中国也受制于这个“自我均衡机制”，但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中国是在发展起来之后、在文明到高峰期，由于人口与生态的严重失衡，才遭遇这个厄运的；坠入低谷，再恢复与发展，虽是周期波动，却使自然与社会越来越大地承载人口与丰富多彩的文明。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指出：“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3]相比之下，近代以前的西方，始终是处于原始层次上的“马尔萨斯停滞”。

布鲁诺·罗伊指出：“中世纪社会是由盲信、原始和前科技的人群所构成。”^[4]阿尔及尔·多恩博士说：“中世纪欧洲……每一个人的母语与文字无关……非文字的状况压倒一切，口语是中世纪欧洲的基本特点……在中世纪欧洲，文字对在任何时间、空间的任何人，都是行不通的（除了极少数修道院）。”^[5]

质言之，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在本于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定义中，是“封建社会”；但在特性上或在原生态上，它则为原始部落社会。

学者们还指出，中世纪欧洲乃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6]。马霍韦茨教授说：“中世纪欧洲……酷似今天的原始文化。”（Medieval Europe……can be likened to today's primitive cultures.）^[7]

苏珊·沙夫纳说：“中世纪欧洲是这样一个阶段，即它是窒息思想，充满迷信和原始状态。”（Medieval Europe was a period of stifled ideas and filled with superstitions and primitive conditions.）^[8]

“许多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共识：（中世纪）西欧……是科学史的荒野（barren wilderness）……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这个词所唤起的画面是，肮脏、文盲的统治阶级与农夫，文化苍白与迷信。”^[9]

这就是说，西方几乎是“从零开始”（不具有任何“现世文化”的成分），百分之百在东方（主要是中华文明）的影响下，而进入近代阶段的。亦即，欧美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派生和突变。正如两位教授卜正民和格力高利·布鲁所言：中华文明的知识进入欧洲，让它吸取文化元素，它决定着西方的思想与物质文明的重塑（the remolding of patterns of thought and material culture）。^[10](www.daowen.com)

中古欧洲“受变于”华夏的前后、直到“近代转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长夜蛰眠（华夏影响欧洲之前）：前文明、前国家、前文字和前历史的原始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神权禁锢”窒息着人欲人智人为，以免族群吞噬，恶性循环，走向毁灭。

第二，人神火拼：中国技术（马镫、纸、印刷和火药等）西传，造成了“神权失控”，引起部落战争和宗教战争；社会趋于毁灭，也幸亏中国技术（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扭转乾坤——洗劫和霸占美洲，从而纾解其内部矛盾，带来了“适度竞争、创新佳境”。

第三，否极泰来（中国技术不再加剧欧洲毁灭，而是变成了“正能量”）：美洲殖民不仅是嫁祸于人，而且使得世界的财富与资源皆倾注于欧洲；在此条件下，诸多的中国技术奠基了近代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后者得力于中国的纸币、金融模式和贸易体系）。

第四，启蒙欧洲（中国文化与文明模式改造西方）：建立了非宗教、俗世性的“人文民本、利用厚生”的儒式文明——近现代文明。A.自由经济：儒教道家思想→重农学派→亚当·斯密；B.民主政治：选贤举能、天下为公→启蒙与革命→引进文官考试制度；C.民族国家：四大发明→普及文字和大型组织→模仿华夏而形成“战国式”的帝国主义列强。^[11]

紧接着，让我们来阐明“阶段1”（其余三点稍后展开）——基督教中古欧洲是原始性质（其中的很多方面一直延续的近代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