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历史学家休斯指出：“环境破坏的证据足以解释整个地中海盆地与近东的古文明的毁灭。这个结论似乎是说，自然环境与文明进程的关联是不可逃脱的。”^[94]

我们认为，不和谐的古代希腊只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冲突的牺牲品，因而不可能产生任何科技、思想和文明的。

奇怪的是，多数环境历史学家都把现代世界的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希腊思想”，^[95]并且认为，古希腊和罗马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悲剧的“杰作”。^[96]这难道不是悖论？

西方的“与自然做斗争”知识系统（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包括基督教的相关思想），^[97]只能是在近现代的“世界联通、全球循环”的情况下才有“用武之地”的，它不可能存在于先前的、“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的地区环境之中。中世纪基督教以“神权禁锢、窒息人智”来确保族群幸存。《新约》言：“我要灭绝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也就是说，所谓的“希腊智慧、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于历史时空之中的。

天人及族群皆严峻对抗，其所致的“负能量”极大，它使古希腊陷溺于部落冲突的“自然状态”；“战争总是在城邦之间进行，从不和解”^[98]；“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9]长期的灾祸只会破坏一切——尤其是在自然环境不支持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唯见文化沙漠！这难道还存在着一个稳定生活环境，来培育“与自然做斗争”的知识系统吗？何等荒谬！(www.daowen.com)

关于古希腊社会的内部外部冲突及其对于文明、文化的否定，乔治·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的“希腊哲学”，是和希腊人及其生活状况冰炭不容的。“希腊哲学”的时期恰是内外战争，从而不适合产生他们的哲学家。按照主流西方的历史，从所谓的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这段时期，希腊人是其内部分裂的牺牲品，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外部入侵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是互相厮杀，就是与波斯人战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即：哲学思想的产生必需一个免于动荡与战乱的环境。通常所说的希腊哲学繁荣的阶段（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全无和平与安宁，哪来产生学术的条件！否定希腊哲学的缘起和发展的，不仅是频繁内战和持续外患，而且最坏的，是雅典暴民政治的灭绝人性。……正如这段希腊引文所写：“虽然自然灾害困扰人类，但外患与内讧则加剧我们自身的厄运；有些人冤死在他们的城邦，另一些人携其妻儿流亡，现在这些人则因饥饿而自相残杀……”^[100]

一位神学家质疑意大利画家拉斐尔（1483—1520年）杰作——“雅典学院”，它具有现代含义（“雅典学院”这个题目很可能是后人伪造的）；即：这些人物是“希腊哲学家”吗？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环境中（画中场景是大教堂）怎么会绽放“异教思想”呢？他写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镶嵌于我们的教会文化之中（引者按：中世纪基督教不可能接纳‘异教文化’或‘现世文化’）。我们第一次尝试书写此类故事和诗歌，拟人描绘与编制比喻（按：中世纪是神本主义）。我们必须去理解这些，否则便是格格不入。我们需要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真正的’神学吗？反正，整个西方历史的大部分也是基督徒编纂出来的。”^[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