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古典时代”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仍是部落社会。“公元前508年……将原来阿提卡岛上的四个部落解散，分成了10个新的部落区。”^[84]改来改去，还是部落社会，却被冠以“古典的雅典部落制度”。^[85]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发明’……只是一种原始的划分”。^[86]大家很容易被其“改革”之类的词汇所蒙骗（包括梭伦改革），而无视其危害性（排他性与冲突性），它直接导致希腊不能形成民族国家和语言文字（直到19世纪才基本改观）。

换句话说，古代希腊是一个彼此对立的“同质部落”（homogeneous tribes）的集合，但远不是真正集合。“它们从未被凝成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热衷于分裂性的各自为政。”^[87]

希腊“土地从不让人容易生活，肥沃的平原几乎没有，土壤很薄和贫瘠……”^[88]“雅典处于荒凉的阿提卡半岛……土地贫瘠，几乎全是岩石……极难生产必需品来维持简单生活。”^[89]此种状况就连维持原始生活都很难，还必须通过部落仇杀来减少人口——古代希腊及地中海地区是进化层次最低的“马尔萨斯陷阱”（原始性质的战争最为频繁的地区），哪来“文明”与创造！

古希腊处于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许多地理碎片之中，不同族群以邻为壑、彼此倾轧，同时又在环地中海的战乱祸水的漩涡之中。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内争外斗，注定了古希腊不可能成为创造科学与文明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人类艺术的圣地。

20世纪初，美籍希腊学者托马斯·拉西从地理环境方面论证古希腊的社会形态：它的众多的部落种群及其仇外心理，数千年来一直阻碍着其民族国家的形成。^[90]

古希腊没有被提升到有效社会的规模，是深层原因。从它的地理可见一斑……霍加斯认为，地理环境在希腊人生活倾向中起着决定因素。其地理与地形培植了希腊精神中的小群分立与强烈的地方父权主义……狭窄谷地之间缺少交流使得文化单位极小……崎岖的山地阻碍着交流，族群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每一个族群都进化出独特的方式，而与别的族群格格不入……

希腊没有提供理想成分的实践空间……

外敌入侵使他们暂时忘却地方歧见，但不能团结合作尤为可怕……

希腊在经济上的统一亦不可能，其地理空间……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不存在可以发展与持续的邦际贸易，以形成合作的习惯与多样性、长期性的交往。(www.daowen.com)

它的社会意识没有超越部落阶段。族群沟通的自然障碍不能被克服……假如希腊的自然地理允许它发展较大规模的本土贸易，我想希腊历史走势则是不同的。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Rodd）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91]

对照一下古代中国：超越地理障碍与地域心理，把越来越大的地方和越来越大的人口纳入“共同体”（大家庭）之内。这是因为中国具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胡朴安说：

语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幅员辽阔，为千里者以十计，为百里者以千计。各自为风，各自为俗。风俗之不同，未有如中国之甚者也。以中国不同之风俗，数千年来，在统一国家之下，卒能相维相持于不敝者，其道安在？闲尝求之而得其故，盖以学术统一而已矣。自汉武表彰六经，儒术遂尊，佛虽成于晋唐之际，出世而非入世，不能与儒家争政治之权，所以自汉以后，迨于清季，为儒术统一国家之时期，虽其间乱亡相继，而其由乱而治、由亡而存者，无不揭橥儒术，以为收拾人心之具，所以不同之风俗而卒能统一者此也。^[92]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最适合古代希腊的。如果不是近代欧洲被卷入“中西会通、近代转型”的大潮之中，希腊永远不会有民族国家，遑论文明！若非中国智慧及其成果对世界发生作用，欧洲不可能凭借己力克服“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窘况。地理学家麦金德说：“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93]

到了1840年代左右，希腊终于有了“文明国家”和统一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