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和“前辈”（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基本上是原始、粗糙的：口语方言、部落族群。古希腊社会处于部落与聚落（部落联合）之间，虽说已定居或正在定居，但仍旧带有部落的组织、习俗和意识。

第一，社会形态。

所谓“希腊城邦”（Polis）实际上都是部落组织。哥本哈根大学教授M·汉森，在深入研究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地区的古代“希腊城邦”后，写道：

阿卡迪亚的部落国家……包括城邦的组织……部落城邦……在阿卡迪亚，存在着许多的所谓部落国家，直到村社村镇联合的‘大城邦’。部落族群组成国家……从公元前5世纪，它们（部落族群）被联合，我们称为部落国家，被细分为城邦。讨论部落国家是否由以前的城邦联合所形成，还是老的部落国家被再分为城邦；我们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古典阶段乃部落组织与城邦共存。关于部落的体制，尚无证据……在公元前4世纪……有些官员被部落当局任命。大城邦……有两个到十个殖民村（刚定居）。进而，我们参考别的资料：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这是基于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军事同盟的信息……大约421名帕拉西亚人加盟于曼提尼亚人……斯巴达把帕拉西亚人从曼提尼亚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中有两种解释：一是部落自治，再是单一的城邦部落……其结论是……部落城邦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它同时又是部落（国家）的成员。^[46]

《古代法》的作者梅茵，根据对古典希腊和罗马的研究，断言它们是原始社会，其理由为：“由家庭构成氏族的聚合，由氏族构成部落的聚合，由部落构成共同体的聚合……政治思想的开始，在事实上，设定氏族血缘是唯一可能的社群政治功能的基础。”^[47]

值得注意的是，梅茵所论希腊、罗马属于原始类型，是对照于近现代西方的、基于分裂个体的“契约社会”（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这两种社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极具排他性与对抗性。中国传统社会也很重视家庭与家族，但它是“开放亲缘”，从而适合于越来越大的和谐（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第二，部落意识。

“古希腊人是好战的人群”（The ancient Greeks were a warlike people）。^[48]他们被称为“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地方主义”。（narrow and self-destructive localism）。^[49]比尔泰克教授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希腊人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阻碍因素，是最难克服的。”^[50]

古希腊是野蛮部落的仇杀风俗的弥漫。德国学者莫伦·库施说：像尼采所认识到的，前荷马时代的原生激动构成了希腊社会生活的文化密码定式。希腊的战争表现出“非友即敌”的零和逻辑——你是为我的，否则就是反对我的（排中律）……希腊生活方式意味着极好战的“生物政治”模式。根植于原生激动的“战斗与残忍”的文化，是……希腊人的标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奴隶。”……后希腊文化是由早先的部落冲突风尚的进化的结果……^[51](www.daowen.com)

第三，发展水平。

西方学者揭示“在古希腊是原始性质的物质生活”（the primitive nature of materi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52]

人类学先驱摩尔根（1818—1881年）认为，古希腊与现存的原始社会很相似；但他“留有余地”——他解释：古希腊的极为落后仅限于生活、物质和技术的方面……^[53]但在另一篇文章中，摩尔根从他所建立的研究模型推断，“古希腊文化被视为原始文化，它与过去和现代的易洛魁和祖鲁人等量齐观”^[54]。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J.伦登说：“真实的希腊历史是，贫穷窒息了创新，原始的交通阻碍着出口。”^[55]俄罗斯历史学家狄雅可诺夫揭示：“古希腊始终是很差的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作方式。”^[56]沃尔特·莱西（Walter K.Lacey）从家庭史论证：“希腊村落时代（10—7世纪/公元前）和古典时代（510—323年/公元前）的雅典人，都是‘原始社会’。”^[57]

人类学家S.汉弗莱斯论证了古希腊的航海技术：

古典研究者们都倾向于主张希腊神话为新石器时代的版本……没有文字记录……古典阶段保留了“不合理”的成分……极其粗糙的原始方式，毫无技术创新、毫无宗教怀疑、毫无政治改进的社会……希腊的技术问题，如商船设计和航海技术……没有龙骨的船在80°风中很难安全航行。这几乎是长期静态的。自从远古，爱琴海的航海状况极小变化……渔民和木舟没有海图和罗盘，年龄大的人就记不住航行时间……我亲身体验爱琴海的航行，了解古希腊商人的航海难题；很快就变得清晰：希腊商船的历史几乎是毫无造船与航海的技术进步可言……自从卡尔·布克（Karl Bucher）于1890年代捍卫他的古希腊经济是“原始的”这一见解以来……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在历史研究中激起争论。^[58]

由此可见，西方原先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是多么原始落后，这也可以让我们理解如此情况，即：若非得力于中国，西方人只能是望洋兴叹，而不敢向大西洋“越雷池一步”！亦即亚当·斯密所言：“那时，由于不知道指南针，人们害怕看不到海岸，又由于造船技术的不完善，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之中。”^[59]